集装箱的基本知识
来源: 凤凰小城 于 07-03-20 08:34:14
一. 集装箱（container）
1.所谓集装箱，是指具有一定强度、刚度和规格专供周转使用的大型装货容器。使用集装箱转运货物，可直接在发货人的仓库装货，运到收货人的仓库卸货， 中途更换车、船时，无须将货物从箱内取出换装。按所装货物种类分，有杂货集装箱、散货集装箱、液体货集装箱、冷藏箱集装箱等；按制造材料分，有木集装箱、 钢集装箱、铝合金集装箱、玻璃钢集装箱、不锈钢集装箱等；按结构分，有折叠式集装箱、固定式集装箱等，在固定式集装箱中还可分密闭集装箱、开顶集装箱、板 架集装箱等；按总重分，有30吨集装箱、20吨集装箱、10吨集装箱、5吨集装箱、2.5吨集装箱等。
2.集装箱（又称货柜）的种类：
(1)按规格尺寸分:目前，国际上通常使用的干货柜(DRYCONTAINER)有：
外尺寸为20英尺X8英尺X8英尺6吋，简称20尺货柜；
40英尺X8英尺X8英尺6吋，简称40尺货柜； 及近年较多使用的40英尺X8英尺X9英尺6吋，简称40尺高柜。
20尺柜：内容积为5.69米X2.13米X2.18米,配货毛重一般为17.5吨,体积为24-26立方米.
40尺柜:内容积为11.8米X2.13米X2.18米,配货毛重一般为22吨,体积为54立方米.
40尺高柜:内容积为11.8米X2.13米X2.72米.配货毛重一般为22吨,体积为68立方米.
45尺高柜:内容积为:13.58米X2.34米X2.71米,配货毛重一般为29吨,体积为86立方米.
20尺开顶柜:内容积为5.89米X2.32米X2.31米,配货毛重20吨,体积31.5立方米.
40尺开顶柜:内容积为12.01米X2.33米X2.15米,配货毛重30.4吨,体积65立方米.
20尺平底货柜:内容积5.85米X2.23米X2.15米,配货毛重23吨,体积28立方米.
40尺平底货柜:内容积12.05米X2.12米X1.96米,配货毛重36吨,体积50立方米.
(2)按制箱材料分:有铝合金集装箱,钢板集装箱,纤维板集装箱,玻璃钢集装箱.
(3)按用途分:有干集装箱;冷冻集装箱(REEFER CONTAINER);挂衣集装箱(DRESS HANGER CONTAINER);开顶集装箱(OPENTOP CONTAINER);框架集装箱(FLAT RACK CONTAINER);罐式集装箱(TANK CONTAINER). 3.集装箱运输的关系方:主要有:无船承运人,集装箱实际承运人,集装箱租赁公司,集装箱堆场和集装箱货运站等.
(1)无船经营人(NON-VESSEL OPERATING COMMON CARRIER:NVOCC):他们专门经营集装货运的揽货,装拆箱,内陆运输及经营中转站或内陆站业务,可以具备实际运输工具,也可不具备.对真正货主 来讲,他是承运人,而对实际承运人来说,他有是托运人,通常无船承运人应受所在国法律制约,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
(2)实际承运人(ACTUAL CARRIER):掌握运输工具并参与集装箱运输的承运人.通常拥有大量集装箱,以利于集装箱的周转,调拨,管理以及集装箱与车船机的衔接.
(3)集装箱租赁公司(CONTAINER LEASING COMPANY):专门经营集装箱出租业务的新行业.
(4)集装箱堆场(CONTAINER YARD:CY):指办理集装箱重箱或空箱装卸,转运,保管,交接的场所.
(5)集装箱货运站(CONTAINER FREIGHT STATION:CFS):是处理拼箱货的场所,它办理拼箱货的交接,配载积载后,将箱子送往CY,并接受CY交来的进口货箱,进行拆箱,理货,保管,最 后拨给各收货人.同时也可按承运人的委托进行铅封和签发场站收据等业务.
二. 集装箱外尺寸（container's overall external dimensions）
包括集装箱永久性附件在内的集装箱外部最大的长、宽、高尺寸。它是确定集装箱能否在船舶、底盘车、货车、铁路车辆之间进行换装的主要参数。是各运输部门必须掌握的一项重要技术资料。
三. 集装箱内尺寸（container's internal dimensions）
集装箱内部的最大长、宽、高尺寸。高度为箱底板面至箱顶板最下面的距离，宽度为两内侧衬板之间的距离，长度为箱门内侧板量至端壁内衬板之间的距离。它决定集装箱内容积和箱内货物的最大尺寸。
四. 集装箱内容积（container's unobstructed capacity）
按集装箱内尺寸计算的装货容积。同一规格的集装箱，由于结构和制造材料的不同，其内容积略有差异。集装箱内容积是物资部门或其他装箱人必须掌握的重要技术资料。
五. 集装箱计算单位（twenty-feet equivalent units 简称：TEU)
又称20英尺换算单位，是计算集装箱箱数的换算单位。目前各国大部分集装箱运输，都采用20英尺和40英尺长的两种集装箱。为使集装箱箱数计算统一化，把20英尺集装箱作为一个计算单位，40尺集装箱作为两个计算单位，以利统一计算集装箱的营运量。
六. 集装箱租赁 （container leasing)
即所有人将空箱租给使用人的一项业务。集装箱所有人为出租的一方集装箱，与使用人，一般是船公司或货主，为承租的一方，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由出租人提 供合格的集装箱交由承租人在约定范围内使用。集装箱的租赁，国际上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总括起来有：程租、期租、活期租用和航区内阻赁等。
七. 集装箱装卸区（container terminal)
是集装箱运输中，箱或货装卸交换保管的具体经办部门。它受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进行下列各项业务： 对整箱货运的交换、保管； 设有集装箱货运站者，办理拼箱货的交接； 安排集装箱船的靠泊，装卸集装箱，每航次编制配载图； 办理有关货运单证的编签；
编制并签验集装箱运用运载工具的出入及流转的有关单证； 办理集装箱及运载工具、装卸工具的情况检查、维修，以及空箱的清扫、熏蒸等工作； 空箱的收发、存贮和保管；
安排空箱和重箱在堆场的堆码，及编制场地分配计划； 其他有关业务工作。
集装箱装卸区一般由专用码头、前沿、堆场、货运站、指挥塔、修理部门、大门和办公室组成。有时堆场或货运站等可延伸到市区内部事5-15公里的中转站。
八. 集装箱前方堆场（marshalling yard）
是指在集装箱码头前方，为加速船舶装卸作业，暂时堆放集装箱的场地。其作用是：当集装箱船到港前，有计划有次序地按积载要求将出口集装箱整齐地集中堆放，卸船时将进口集装箱暂时堆放在码头前方，以加速船舶装卸作业。
九. 集装箱后方堆场（container yard）
集装箱重箱或空箱进行交接、保管和堆存的场所。有些国家对集装箱堆场并不分前方堆场或后方堆场，统称为堆场。集装箱后方堆场是集装箱装卸区的组成部分。是集装箱运输“场到场”交接方式的整箱货办理交接的场所（实际上是在集装箱卸区“大门口”进行交接的）。
十. 空箱堆场（van pool）
专门办理空箱收集、保管、堆存或交接的场地。它是专为集装箱装卸区或转运站堆场不足时才予设立。这种堆场不办理重箱或货物交接。它可以单独经营，也可以由集装箱装卸区在区外另设。有些国家，经营这种空箱堆场，须向航运公会声明。
十一. 中转站或内路站（container depot or inland depot）
海港以外的集装箱运输的中转站或集散地。它的作用除了没有集装箱专用船的装卸作业外，其余均与集装箱装卸区业务相同。中转站或内陆站的度量，包括集装箱装卸港的市区中转站、内陆城市、内河港口的内陆站均在内。
十二. 集装箱货运站（container freight station 简称：CFS）
为拼箱货装箱和拆箱的船、货双方办理交接的场所。承运人在一个港口或内陆城市只能委托一个集装箱货运站的经营者。由它代表承运人办理下列主要业务：
拼箱货的理货和交接； 对货物外表检验如有异状时，就办理批注； 拼箱货的配箱积载和装箱； 进口拆箱货的拆箱和保管； 代承运人加铅封并签发站收据； 办理各项单证和编制等。
十三. 托运人责任（shipper's liabilities）
托运人在集装箱运输中应有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不完全同于传统海运方面的。拼箱货托运人的责任与传统海运相同。整箱货托运人的责任不同于传统运输的有： 应保证所报货运资料的正确和完整； 承运人有权核对箱内所装货物，因核对而发生的费用，有托运人承担； 海关或其他权力机关开箱检查，其费用和由此发生货损货差，由托运人承担； 如集装箱货不满，或是垫衬不良，积载不当，或是装了不适于集装箱运输的货物，因而引起货损、货差，概由托运人负责； 如使用了托运人自有的不适航的集装箱，所引起的货损事故，应由托运人负责； 在使用承运人集装箱及设备其间造成第三者财产或生命的损害，应由托运人负责赔偿。
十四. 责任限制（limits of liability）
集装箱运输中发生货损货差，承运人应承担的最高赔偿额。拼箱货的责任限制与传统运输相同。整箱货的赔偿按照目前国际上的一些判例：如果提单上没有列明 箱内所装货物的件数，每箱作为一个理赔计算单位；如提单上列明箱内载货件数的，仍按件数计算；如果货物的损坏和灭失，不属海运，而是在内陆运输中发生的， 则按陆上运输最高赔偿额办理；如集装箱是由托运人所有或提供时，遇有灭失或损坏，其责任确属承运人应承担者，亦应视作一个理赔计算单位。
十五. 同一责任制（uniform liability system）
联运经营人对货物损害责任的一种赔偿责任制度。按照这种制度，统一由签发联运提单的承运人对货主负全程运输责任，即货损货差不论发生在哪一个运输阶段，都按同一的责任内容负责。如果能查清发生损害的运输阶段，联运承运人在赔偿以后，可以向该段运输的实际承运人追偿。
十六. 网状责任制（network liability system）
联运经营人对货物损害责任的一种赔偿责任制度。按照这种制度，签发联运提单的承运人，虽然对货方仍负全程运输的责任，但遇损害赔偿不象同一责任制那 样，而是按发生损害的运输阶段的责任内容负责。例如，损害发生在海上运输阶段，按国际货运规则办理；如发生在铁路或公路运输阶段，则按有关国际法或国内法 处理。
十七. 航运公会集装箱规则（container rules of freight conference）
在一些国家集装箱船航线上，各航运公会为了垄断各自航线上的集装箱运输，都分别制订了供货方使用的集装箱运输规则。这些规则，是由各公会针对公会营运 范围内的航线情况制订的。因此，各公会的规则内容各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即船货双方的责任是一样的。规则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集装箱装卸港，集散运输； 集装箱运输专用术语解释； 各种运输交接方式船货双方责任； 订舱手续及货运资料申报； 各类条款包括提单，加批条款，港口条款和意外条款；
提单签发； 设备交接手续，使用免费时间和滞期费计收； 交货手续； 运费计算方法及支付； 各种费用项目计收办法，费率变更规定； 币制，贬值，增值规定；
内陆运输规定及收费。
十八. 交接方式（receiving and delivery system)
集装箱运输中，整箱货和拼箱货在船货双方之间的交接方式有以下几种:
门到门 （door to door): 由托运人负责装载的集装箱,在其货仓或厂库交承运人验收后,负责全程运输,直到收货人的货仓或工厂仓库交箱为止。这种全程连线运输，称为“门到门”运输；
门到场（door to cy）: 由发货人货仓或工厂仓库至目的地或卸箱港的集装箱装卸区堆场；
门到站 （door to cfs）: 由发货人货仓或工厂仓库至目的地或卸箱港的集装箱货运站；
场到门（cy to door）： 由起运地或装箱港的集装箱装卸区堆场至收货人的货仓或工厂仓库；
场到场 （cy to cy）： 由起运地或装箱港的集装箱装卸区堆场至目的地或卸箱港的集装箱装卸区堆场；
场到站 （cy to cfs）： 由起运地或装箱港的集装箱装卸区堆场至目的地或卸箱港的集装箱货运站；
站到门 （cfs to door）： 由起运地或装箱港的集装箱货运站至收货人的货仓或工厂仓库；
站到场 （cfs to cy）： 由起运地或装箱港的集装箱货运站至目的地或卸箱港的集装箱装卸区堆场；
站到站 （cfs to cfs）： 由起运地或装箱港的集装箱货运站至目的地或卸箱港的集装箱货运站；
十九. 整箱货 （full container load 简称：FCL）
为拼箱货的相对用语。由发货人负责装箱、计数、积载并加铅封的货运。整箱货的拆箱，一般由收货人办理。但也可以委托承运人在货运站拆箱。可是承运人不 负责箱内的货损、货差。除非货方举证确属承运人责任事故的损害，承运人才负责赔偿。承运人对整箱货，以箱为交接单位。只要集装箱外表与收箱时相似和铅封完 整，承运人就完成了承运责任。整箱货运提单上，要加上“委托人装箱、计数并加铅封”的条款。
二十. 拼箱货 （less than container load 简称：LCL）
整箱货的相对用语，指装不满一整箱的小票货物。这种货物，通常是由承运人分别揽货并在集装箱货运站或内陆站集中，而后将两票或两票以上的货物拼装在一 个集装箱内，同样要在目的地的集装箱货运站或内陆站拆箱分别交货。对于这种货物，承运人要负担装箱与拆箱作业，装拆箱费用仍向货方收取。承运人对拼箱货的 责任，基本上与传统杂货运输相同。
二十一. 箱位数（number of slots）
全集装箱船所能记载的集装箱箱数。每一艘全集装箱专用船，均以20英尺换算单位来表示它的载箱量。
二十二. 箱位（slots）
在集装箱堆场上，按照集装箱相应的尺度画成有规则的用以指示堆放集装箱的格状位置。在箱位上编有号码，以利装船。
二十三. 排号（bay number）
集装箱在专用船上的横排积载位置。编号方法，是从船首至船尾依此标明：01，02，03……。
二十四. 行号（row number）
又称列号，集装箱在专用船上的纵列积载位置。有两种标号方法：一种是自左舷端向右依此标明：01，02……另一种是从中间的左右分标。左舷为单号，由中线向左编为：01，03，05……，中线向右舷编双号：02，04，06……。
二十五. 层号（tier number）
集装箱在专用船上的立体积载位置。编号方法分甲板和仓内两种。甲板上的编号自上而下依此编号，并在数字前加一“D”字。舱内的编号自上而下依此编号，并在数字前加一“H”字。
二十六. 箱位号（slot number）
集装箱在船上的积载位置。由六个数字组成，前两个数字是排号，中间两个数字是行号，后两个数字是层号。例如箱位0402D1是表示这个集装箱积载在第四排右舷第二行甲板第一层。
二十七. 集装箱配载图（pre-stowage plan）
集装箱船装箱的计划图。装卸区据以装箱。配载图由外轮代理公司根据订舱清单、装箱但及堆场积载计划编制。并在船舶抵港征得船方同意后，即行装船。如系 中途靠港，船上已装有集装箱，就应将有关资料电告船上配载，等回电后据以编制。配载图是由集装箱船各排每列和分层的横断而构成。进行配载时，必须达到如下 要求：
保证船舶纵断面的强度和船舶的稳性； 保持理想的吃水差，使船舶取得最好成绩的航行性能，即具有良好的操纵性和快速性； 最合理地利用船舶的载重量和舱容；
保证集装箱在舱内完整无损及在甲板上的安全； 要考虑便于装卸作业； 多港装卸时，必须注意，对以下靠港的装卸不要造成翻舱。
二十八. 站场收据（dock receipt） 承运人委托集装箱装卸区、中转站或内陆站收到整箱货或拼箱货后签发的收据。站场收据由发货人编制。如同一批货物装有几个集装箱时，先凭装箱但验收，直 到最后一个集装箱验收完毕时，才由港站管理员在站场收据上签收。站场在收到整箱货，如所装的箱外表或拼箱货包装外表有异状时，应加批注。站场收据的作用， 相当于传统运输中的大副收据，它是发货人向船公司换取提单的凭证。
二十九. 设备交接单（equipment receipt）
集装箱所有人或租用人委托集装箱装卸区、中转站或内陆站与货方即用箱人或其代表之间交接集装箱及承运设备的凭证。交接单由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给货 方，据以向区、站领取或送还重箱或轻箱。交接单第一张背面印有交接使用条款，主要内容是集装箱及设备在货方使用期中，产生的费用以及遇有设备及所装货物发 生损坏、灭失的责任划分，及对第三者发生损害赔偿的承担。设备交接一般在区、站大门口办理。设备包括集装箱、底盘车、台车及电动机等。交接单分“出门”和 “进门”两种。
Saturday, March 31, 2007
自杀价值和境界
自杀价值和境界
自杀越来越多，几乎从报纸到网络，比比皆是，历史上就从没有中断过。
没有自杀就不成为社会了。
一种纯属就是要自己死，属于良性。不死不行，或者已经无奈到无所惧怕。
一种是先要别人死，然后自己死，就更难分析了。
于是就有必要去探讨自杀的价值。
人会自杀，动物也会，于是自杀可以被认为是生命自身的权利，又是智能自我属性。
自杀并非总是可悲，也非可怜，有时会千古不朽，有时会遗臭万年。
不管怎么说，生命只有一次，自杀的境界和勇气不能不使人正视，
因为自杀的权利谁也无法剥夺，生命也只有一次。
所以自杀者的境界在死这个层面上，确实比生者要高很多。
有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到了整个世界人人都不怕死的地步，
我们无法想象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人活着本质是为他人的。活着，为了他人，要死，也为他人。
所以为他人自杀总是多数，当然为了信仰或复仇去自杀的更多。
自杀统计上并非是老人就必然自杀多，年轻就必然自杀少。
自杀的价值评估本身就是一个不定的前提。
要想修炼到不自杀的境界，那就要先经历王国维先生的“三种境界”考验。
说是容易，其实做到很难。大概凡人99％到那时都要非死不可的，不死也疯了。
不过说法上是修炼到完人了，可能的怕不到1％。
中国人自杀不最多是根本因为文化的原因，被中庸之道束缚着；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
中国的婚姻一夫一妻制度看似均衡，只能有一个孩子，所以留下孤儿寡女实为大大之不孝，可怜之极，于是男人们就不太敢於自杀，于是中国人口战后总能爆增。
伊斯兰教可以有四个老婆，像人民公社，妇女们可顶五分之四的天，于是男人自杀就走的比较轻松愉快，何况在天堂还有一批更好的处女在等待他。
所以文化和宗教不同是自杀境界的第一根源和推动力。
从这个角度，中国男人始终数量大于女人，就是一个证明。
或者说，中国女人或许应当更有自杀的理由和倾向。
教育程度和自杀也有相关联系，至少不读书的不太懂得完美自杀。
一般说，文化低更多喜欢杀他，而文化太高钱多的则喜欢自杀。
书读多了，大概十之八九会傻，会过分相信追求生活理想完美化，
结果不符合了，理想偏差会造成人生失意，轻生自杀。
文化程度教育太差的国家也会产生大量他杀，如在非洲，
但是反过来程度教育太高则会提高自杀率。
甚至在越富裕国家和越神学的世界国度，自杀可能成为普遍的游戏和精神享受。
总之，真正自杀的境界在于比较良性，但是一般所得回报价值太低。
如同一个系统的负反馈。
蚂蚁们似乎是不自杀的，但有因为犯罪被内部兵蚁处死的，在法制上和生活信心上，
似乎蚂蚁们更懂得生命的价值，虽然他们并没有子女，是无性的。
如果因为无理被杀而去复仇的自杀严格讲不叫自杀，只是一种平衡回报。
如果为了一种宗教理想去殉道，叫做献身奋斗，也不能叫做完美自杀。
笔者知道也见过很多自杀而不能解释。
1.一位带病老者贫困教交加，孙子病重无法医治；他毅然选择撞军车，死后军方赔他一大笔赔款。
2.一位绅士误解老友强奸他女友，先杀朋友，搞明白后杀错了再自杀。
3.一位年轻商人负债其实不多，家中车房完全可以做抵，结果因为妻子不同意而跳楼。
4.一位学者因为提拔稍慢，先杀上司再杀自己。
5.一位知名者发现自己妻子怀了他人孩子，自杀。
6.一位年轻极为富贵的20岁年轻人坚信跳楼可以见上帝，于是跳楼自杀。
7.一位学者因为被别人污陷，愤而自杀。
8. 文革中选择自杀的更多，不胜嘘唏，不能多述了。
无论如何，想自杀是一种人的权利，几乎近乎天伦，无人可挡。
于是想到回回恐怖分子炸飞机，怕也是很难避免的。
如果将那液体炸药先吞食放到胃中塑料袋中，如同藏毒品，然后遥控引爆，又怎么办。
当一种人决意要和命运最终搏斗的时候，就把生死置于度外了。
谈到美国理念深刻大片‘完美风暴’‘百万宝贝’，
这是令我们这个世界正常人在理智认知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完美自杀。”
自杀越来越多，几乎从报纸到网络，比比皆是，历史上就从没有中断过。
没有自杀就不成为社会了。
一种纯属就是要自己死，属于良性。不死不行，或者已经无奈到无所惧怕。
一种是先要别人死，然后自己死，就更难分析了。
于是就有必要去探讨自杀的价值。
人会自杀，动物也会，于是自杀可以被认为是生命自身的权利，又是智能自我属性。
自杀并非总是可悲，也非可怜，有时会千古不朽，有时会遗臭万年。
不管怎么说，生命只有一次，自杀的境界和勇气不能不使人正视，
因为自杀的权利谁也无法剥夺，生命也只有一次。
所以自杀者的境界在死这个层面上，确实比生者要高很多。
有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到了整个世界人人都不怕死的地步，
我们无法想象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人活着本质是为他人的。活着，为了他人，要死，也为他人。
所以为他人自杀总是多数，当然为了信仰或复仇去自杀的更多。
自杀统计上并非是老人就必然自杀多，年轻就必然自杀少。
自杀的价值评估本身就是一个不定的前提。
要想修炼到不自杀的境界，那就要先经历王国维先生的“三种境界”考验。
说是容易，其实做到很难。大概凡人99％到那时都要非死不可的，不死也疯了。
不过说法上是修炼到完人了，可能的怕不到1％。
中国人自杀不最多是根本因为文化的原因，被中庸之道束缚着；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
中国的婚姻一夫一妻制度看似均衡，只能有一个孩子，所以留下孤儿寡女实为大大之不孝，可怜之极，于是男人们就不太敢於自杀，于是中国人口战后总能爆增。
伊斯兰教可以有四个老婆，像人民公社，妇女们可顶五分之四的天，于是男人自杀就走的比较轻松愉快，何况在天堂还有一批更好的处女在等待他。
所以文化和宗教不同是自杀境界的第一根源和推动力。
从这个角度，中国男人始终数量大于女人，就是一个证明。
或者说，中国女人或许应当更有自杀的理由和倾向。
教育程度和自杀也有相关联系，至少不读书的不太懂得完美自杀。
一般说，文化低更多喜欢杀他，而文化太高钱多的则喜欢自杀。
书读多了，大概十之八九会傻，会过分相信追求生活理想完美化，
结果不符合了，理想偏差会造成人生失意，轻生自杀。
文化程度教育太差的国家也会产生大量他杀，如在非洲，
但是反过来程度教育太高则会提高自杀率。
甚至在越富裕国家和越神学的世界国度，自杀可能成为普遍的游戏和精神享受。
总之，真正自杀的境界在于比较良性，但是一般所得回报价值太低。
如同一个系统的负反馈。
蚂蚁们似乎是不自杀的，但有因为犯罪被内部兵蚁处死的，在法制上和生活信心上，
似乎蚂蚁们更懂得生命的价值，虽然他们并没有子女，是无性的。
如果因为无理被杀而去复仇的自杀严格讲不叫自杀，只是一种平衡回报。
如果为了一种宗教理想去殉道，叫做献身奋斗，也不能叫做完美自杀。
笔者知道也见过很多自杀而不能解释。
1.一位带病老者贫困教交加，孙子病重无法医治；他毅然选择撞军车，死后军方赔他一大笔赔款。
2.一位绅士误解老友强奸他女友，先杀朋友，搞明白后杀错了再自杀。
3.一位年轻商人负债其实不多，家中车房完全可以做抵，结果因为妻子不同意而跳楼。
4.一位学者因为提拔稍慢，先杀上司再杀自己。
5.一位知名者发现自己妻子怀了他人孩子，自杀。
6.一位年轻极为富贵的20岁年轻人坚信跳楼可以见上帝，于是跳楼自杀。
7.一位学者因为被别人污陷，愤而自杀。
8. 文革中选择自杀的更多，不胜嘘唏，不能多述了。
无论如何，想自杀是一种人的权利，几乎近乎天伦，无人可挡。
于是想到回回恐怖分子炸飞机，怕也是很难避免的。
如果将那液体炸药先吞食放到胃中塑料袋中，如同藏毒品，然后遥控引爆，又怎么办。
当一种人决意要和命运最终搏斗的时候，就把生死置于度外了。
谈到美国理念深刻大片‘完美风暴’‘百万宝贝’，
这是令我们这个世界正常人在理智认知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完美自杀。”
人间词话-三种境界
http://blog.timetide.net/archives/2003/07/20/20030720030902.php
今拜读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人间词话》,尤为其以三首宋词概括治学之三境界所动: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
没有登高望远，无以确定有价值的探索目标；没有对寻求的迫切愿望和自信，难以面对征程的漫长和艰辛；没有千百度的求索，不会有瞬间的顿悟.大师精妙以三首词道破人生之路.迷惘,执着,顿悟.成功之道无出其右也.
读王国维的治学三境,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竟被如此精妙的表述出来，真是妙不可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 ，而又非我之能言。"他妙用三句宋词描述的治学三境正是如此。王氏说完三境后又说：" 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想必古人知道三词如此妙用也会蔚然于心.
这三首宋词分别摘自晏殊【蝶恋花】,柳永【凤栖梧】,辛弃疾【青玉案】.....
晏殊【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别离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柳永【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辛弃疾【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讲的这三种境界，言之简单，却是太需要勇气的事，有多少人能真正的登高，求索进而醒悟。前面有人说经典名言永远也不会过时，看不腻，但是也可以说没 有必要看了再看。有些事，看了，能领会其中一二，已是难得，再看又能真正用到多少？只能说各人慧根有别了。每人生活自己心领神会，那还会去明言两三句 ~~~~啊，有点八卦了，这些都是些年轻气胜的话，个人比较喜欢苏轼的“竹仗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身~~~~~~~~归去，也无烟雨也无晴”。令可枝 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比比较老了，呵呵
中国崛起策十三：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
中国崛起策十三：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
Tag: 中国崛起策,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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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古希腊历史记载，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达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经常不着 边际的吹捧国王迪奥尼修斯。有一天，国王迪奥尼修斯邀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国王特意让这位廷臣穿上王袍，让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悬着一把锋利的宝 剑，而这把宝剑仅仅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国王迪奥尼修斯借这个机会告诉达摩克利斯：当国王所面临的风险，就像头上高悬着利剑一样，下面有 野心的臣子随时可能斩断纤细的马鬃，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伴随着的是每时每刻潜在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听了这番话后，就打消了妄图篡位的不臣之心。于是后人用达 摩克利斯之剑来表示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似乎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上空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处在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市场丰富、 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让国人振奋；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因为征地而引发 的社会冲突常常见诸报端，腐败和贪污的案件有增无减，社会中不和谐、不安定的气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减，这些现象的确让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心。 而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也呈现两级化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正在改变西方人过去对中国刻板的看法；随着 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美欧的优势地位，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一个派别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中 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将在剧烈的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走向解体崩溃。持中国崩溃论的不仅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持有 这种观点。这种极端观点在199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还立下时间表，说中国在某某年就会崩溃。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平 崛起的历史变迁，中国崩溃论的极端观点成为笑谈，于是有的人又把所谓中国崩溃的时间表后移，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崩溃。只是谎言一旦被证伪，就很 难再让人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观点现在处于衰势，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当然不必在乎有人热衷于宣传中国崩溃论，因为这些人越是这么说，中国反而就越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不是别人喊喊中国崩溃论就 能喊得倒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是靠国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领域的磨嘴皮。对于激烈非理性的观点，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别人给予 我们善意的批评和谆谆告诫则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改革落后的不适应经 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而我国领导人也在国内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 要性。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该怎么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么，看看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 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危险，带来无法想见的严重后果？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民主化会不会燃起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 族危机，让中国的版图和疆界受到威胁？我想，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爱国知识分子，心里都会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 潮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焦虑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日新月异和日渐强大，另外一方面总感到中国上 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有信心取下这把高悬于我们头上的利剑吗？我们有信心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吗？
II
民主，自从晚清以来，就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五四运动中民主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译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国现代化目 标被定义为要引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成为五四时期的进步潮流，并蕴育出中国学子一代 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的领域及其宽阔，民主是一种哲学观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 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 当然，也是指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关心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丰富概念中的一个方面 － 也就是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过竞争性的机制（包括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竞争）定期举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制度。 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源于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应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党制度，而 是应该抱着为我所用的观点，吸收其中合理进步的积极元素，抛弃其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后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吸收西方民主制 度部分优点的同时，根据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点，加入改良后的中国元素，从而达到建立新型民主观的目的。以下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种是完全 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合理化自己统治方式的假民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 共同的文化财富和制度财富，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的观点，都认为本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能自外于国际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类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归到资产阶级的 行列之内，而是应该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基础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 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 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领域，单单认为采用了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民 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里我就要来谈谈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 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示。
-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险和理论漏洞 － 多数独裁和多数暴政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机制是多数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个理论中隐藏着极大的理论漏洞: 比如说100个人进行民主表决，其中70人属于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团体，剩下的30人属于零散的少数民族，假设70人决定剥夺30人的所有财产，甚至把 30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就产生了可怕的多数暴政的问题。理论上，这是符合民主的多数原则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多数恐怖主义。早期的美国民主理论专 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性，比如麦迪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制度下，压迫的危险来自社会的多数；而这种多数人的压迫将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国政治学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论 美国的民主》中呼吁人们警惕多数专制，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而这种多数暴政多次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演。比如法国雅各宾专政 (Jakobinerdiktatur)就开启了多数暴政的先河，雅各宾党人以多数人民的名义要求剥夺贵族的财产和生命，未经审判大量处死政治异议人士, 为法国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屠杀，最后让人人自危，社会动荡。而苏俄在10月革命后更是把多数专制上演到人类历史的极点，仅仅评着抽象的人民概念和无产阶 级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剥夺另外一个阶级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肃反时期被处死的人多达几百万，都是以多数人民的名义来完成这样恐怖的政治迫害的。卢旺达是非 洲大陆民主化先驱, 然而1994年民主选举后发生了可怕的种族屠杀事件，其逻辑也是多数暴政的延伸：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胡图族以所谓多数的民意和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消灭少数 民族图西族，结果造成了百日内100多万人被屠杀的空前惨剧。历史沉痛的经验昭示了我们，民主的多数原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 就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都 是不能被化约的，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每个人具有与身俱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生命权、身体尊严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学证明，因而是自然权。只有保障了少数人的 权利和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确定了某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决机制。
- 民主的尴尬 － 选民选出了恐怖组织。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选举令世界震惊，巴勒斯坦人民用选票决定了让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马斯入主政府。虽然说哈马斯是不 是恐怖组织，在不同人的眼里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哈马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常进行激烈的暗杀和自杀爆炸。大多 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执政，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会让该区域陷入非稳定的失衡状态。本来，国际社会寄托于在人民投票 过程中，会有一种自然理性抉择，能够淘汰掉极端的基本教义势力，因为大多数人民毕竟想过安定的正常生活，极端势利无论如何也难拿到超过50％的选票。但 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战争、动乱、屠杀和社会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极低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文盲率让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 市的陋巷中长大，在那里他们极易接受宗教极端教义的影响，成为哈马斯的铁杆拥护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完全处于前现代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人民对以色 列的欺压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让选民很难作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易让极端势力从中渔利，一跃成为政坛上的新兴力量。因此民主制度需要 的是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西方国家政坛上也有极端势力妄图利用欧洲国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来扩 张自己的政治势利，比如说2002年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试图执政，德国的新纳粹政党也一度进入议会，但是这些极端政党在西方国家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为大多数选民所厌恶和唾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 遍的大众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识让人民有比较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因此，民主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相搭配，才能发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几年在国际民主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由印度学者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来的, 这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形式上实现了选民投票和政党竞争的选举方式，政权也按照选举结果进行了转移和交换。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权，特别是民权 没有得到保障。民权包含了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集会和结社权、宗教自由权等。 在一个民权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国家，也必定相应是一个法治社会和法制完善的国家。不少国家譬如伊朗和委内瑞拉，虽然实现了民主选举，但是由于言论和结社集会 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由于宗教没有完全和政治分离，由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导致人民和选候选人资讯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后选举产生的结果是在公民基本权未得 到保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样的选举结果应该说并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于选举人处处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阐述自己政纲的机会，因此尽管整个选举过程符合 了民主原则，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选举。 在民权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却给各种各样的腐败、欺骗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样的选举结果往往和真实的民意相去很远。因此，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权和司法独立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相应条件 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自由都是先于民主而产生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会经历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民权应该说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由民权就绝不可能建立良好 的民主制度。
-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亚洲模式，被国际上认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权和公民自由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新加坡还是法治国家 的典范和楷模，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设和最少的腐败，在世界各国廉洁程度的评比中，新加坡总是高居亚洲国家榜首。新加坡 已经跃升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权却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每次选举的结果实质上是操纵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手中。中 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特征，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宗教自 由权等），但是中国香港却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竞争型民主选举。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置后的现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 家和地区却在现代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 不稳定民主：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既没有建立起起码的基础教育水平，经济也处于赤贫的阶段，文盲率和失业率都很高，更为重要的是 公民的民权和自由权没有得到保障，法制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造成了一种情况，任何一方选举上台后，另外一方就会攻击选举舞弊和不公正，双方陷入 僵持对峙的白热化阶段，整个国家被两大集团或是数大集团所煽动、操纵和控制，民众陷入狂热的选举后遗症和选举对峙中，整个国家面临崩溃和失序的危险。特别 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很多非洲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极容易发生军事政变，军队中的将领干脆宣布军管国家，于是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后 产生的新强人，往往又会建立军事领导人的寡头政治，直到其统治被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我们发现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新兴民主体都有这样的经历，民主选举后民选 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复到极权主义统治中去，直到杀出一番新的游戏规则，军人又会所谓的还政于民，然后新的选举以后不久又发生军事政变，然后一切又回到原 点，周而复始。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
-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某些极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国内的某些情绪比 如说反美情结，或是利用整个社会的某些氛围，或是利用宗教教义的狂热，或是利用社会内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拯救者，然后用狂热的极权 主义模式来动员煽动支持自己的群体。他们或是夸大某种社会气氛比如社会不平等，或是在社会的伤口和裂痕上洒盐比如声称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遭到了压制，或 是宣称自己有能力带领属于自己的群体打翻身仗，让群众产生意识形态的亢奋和狂热，以坚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义派别。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台湾的陈水扁，他在 2000年侥幸地因为国民党三家分晋而让本来是少数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权，然后利用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和社会伤痕挑动不同族群间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 绿支持者的“英雄”，并不断许诺台独政治远景。台独基本教义派宛如时不时地被打进兴奋剂，对陈水扁的贪污腐败和大量的丑闻基本可以作到不闻不问，因为通过 基本民粹主义的动员，阿扁已经获得了特定群体 － 基本教义派的无条件支持。
- 选举前的恐怖之夜：虽然民主政治替代了专制统治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不能夸大地宣称民主政治用透明和开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业、阴谋诡计和独 裁制度下的神秘。实际上，在民主选举中，各种各样的策略、计谋甚至是诡计也是层出不穷的。在许多国家大选前半年，执政党和在野党就难以好好治国了，大家的 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赢选战的议题上去了。随着大选的来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气氛往往也越来越紧张和诡异，选举的双方和多方不断抛出吸引选民眼球的议题和 攻击对方候选人的议题，许多攻击对手的传言、传闻和丑闻包括对方家人的丑闻和私生活都被当成选举的战略牌一张一张有次序、按议题重要程度、按离选举时间的 距离被一一打出来，离选举越近，发生令人震惊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选前也还是充满了诡诈和阴谋，候选人充分利用国内 和国际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动创造政治事件来为己方加分, 争取让对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让对方阵营犯错误, 然后抓住对手一点失误全面出击, 这些谋略在主要西方国家如美德法的大选中我们都多次领教，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体民主素质和道德素质还是要高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 民主体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前，气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选举前一周和前一天会发生阴谋事件而逆转整个选情，比如枪击事件、自击事 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杀事件、变脸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选举前一夜堪称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选举前的悬案堪称经典，可以编入现代侦探小说。
- 选举中的侍从主义：在南欧和拉美一些后进的民主国家，由于历史上的传统，形成了国家和某些特定群体的父权主义式的庇护和交换关系。在民主化过程 中，过去的执政党采取收买选票的方式，给予这些群体在选举后较为优惠的政策、国家补贴和高社会福利的承诺，换来的是某个群体的倾巢出动，全面助选给予本团 体特殊庇护的政党。在这种政治庇护的交易中，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贿选的情况，特别是在意大利有着非常强列的政治侍从主义的倾向，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黑手党 介入和控制地方选举的情况。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侍从主义，地方的某些团体和机构服务于特定的政党，形成庇护式的交换关系。
- 民主政治的反复：有的实行了民主制度之后的国家，由于国家解体、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缩水，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情也相应大幅度下降，开始怀念集权 时代，或是感到开明专制也不错，关键是要恢复国家的秩序。这点在俄罗斯最为明显，普京时代公民的民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形式上却保留了定期民主选举的制度， 可以划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罗斯普遍的民意不仅没有反对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给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居然获得 了高达70％的选票，这样高的得票率几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这显示俄罗斯民众越来越认同应当在重建国家秩序的基础上发展民主的观点。
- 民主化的后遗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产党国家，西方国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从而导致了一些国家的解体，产生了数个国家，而新产生的国家中更小 的民族又以受到压迫、要求民主为由，要求继续成立新的国家，于是有的国家发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杀，有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有的国家经历了二次分裂，甚至面 临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这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如今，西方国家对于某些小民族分裂势力以民主为由要求建立新的国家也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样分裂 下去可能会没完没了，造成社会的动荡永远不会停止。
以上谈了那么多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和种种弊端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制度的观点。事实上民主政治跟专制统治比，还是具有无 比巨大的制度性优势的，民主虽然有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专制制度却会带来巨大的祸害，两者根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还是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句话说得好：“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糟的制度，但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用数人头（选举方式）代替砍人头（政权更替的暴力循环、政变、起义或革命），实现了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政权和平更 替，实现了权利监督和权利制衡，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刻研究。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有着太多的缺点和漏洞，不能把民主 制度视为是万能的。民主制度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基础，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制社会和以法治国的基本架构；民主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对公民权和少数人 的权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会，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绝不能用简单的多数原则来化约，因此民主社会也应该同时是自由社会和法制社会。
III
弥赛亚是圣经旧约中所记载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罗马人）统治下苦不堪言，于是先知就根据耶和华上帝的启示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于是等待弥赛亚，热切盼望弥赛亚成为以色列人最强的精神寄托。
本来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领域的价值观念用在人类制度构建上，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万能的弥赛亚，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人类发展最完全的形 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种制度“神化”成中国的拯救者，认为弥赛亚一到来，中国就得救，却可能适得其反，取得完全与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本身 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类所构建的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永远都会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项人类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而改进。那种把宗教价值观念用到人 类政治制度上的作法，宣称掌握了某种终极真理，宣称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制度，宣称某种制度达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1990年当苏联解 体、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后，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后形式和完全形式，从那以后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不会有新的发展，而只是在全 球范围内一个个国家逐步实现上述既定目标罢了。笔者当然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相对来说较好的制度，因为在现存的世界各种制度中我们还没有发 现比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但我们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是，这两种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市场经济在早期所经历 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差点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覆灭，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大量吸收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训建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才让资本 主义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处在失败国家边缘。而民主政治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前虽然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 还是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前共产国家），而在民主化之后虽然有了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却陷入几乎崩溃的境地。历史 的经验深刻显示：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代所追求的都是 这个具体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绝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民主制度只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仅此而已，民主制度本 身的设计还有数不清的问题、缺陷和漏洞，民主制度还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不断发展演进。任何把民主制度宗教化、神圣化和偶像化都是错误的，任何把某种模式 捧为人类最高发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比如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当然有义务在全球各地输出这种最好的模式， 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的作法的确有一定的理论和道德基础，但我们今天必须反驳福山这种简化的说法，我们认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没有终极目标，人类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没有终极目标，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如果说人类社会有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谐的世界，人的普世权利 和尊严以及世界大同，这些都是规范性的理念，而不是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主弥赛亚的思想特别盛行，一些观点往往具有片面、激进和非理性的特点，持有这种思 想的人往往特别崇拜西方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往往将民主的广阔内涵简化为西方多党制和选举制，往往认为西方式选举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其实这种民主弥赛亚的 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笔者在这里决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项运动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积极正面的社 会运动，宣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让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两项运动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对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非常深远。林敏生在 1996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一文中谈到谭嗣同对民主的看法时说到：“他的根据普遍性宗教与道德述求所进行的对西方民主 的接纳，洋溢着对西方民主的热情赞仰与道德想象，却不易接受’历史感’的节制 － 不倾向于仔细了解民主在西方历史脉络中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实质与限制，也不倾向于考虑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要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文化，将会有哪些 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带有非 常强的民主弥赛亚色彩和脱离中国现实与具体国情的特点，对以后对中国一些知识届人士有特别强烈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必须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国内和海外盛行的 一些精英民主观点，仍然远离民主的真正实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仅难以带来有利的影响，甚至还会延误中国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如下：
- 有一种很强的街头民主运动情结，认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游行和颠覆现存的权威体系和制度。实际上民主更多的强调的是妥协、宽容、博弈和渐进，而不是颠覆与反颠覆，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少有在街头完成的。
- 有一种很强的宗教民主情感，认为要通过学生的献身和救赎来唤醒广大民众。 这种观点是个巨大的误区，民主更多是一种内化在社会内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对话，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渐进。冲突和暴力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 对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对民主实质的内涵和民主理论了解很少，对民主的程序和技术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兴趣。我们在很 多场合都会发现，许多高知识群体的人连一场普通的选举都完成不好，有时候甚至是乱糟糟的，整个程序毫无章法，但大家一谈到西方的民主体制却是琅琅上口，口 若悬河。对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对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确是我们社会一大通病。
- 有一种很强的民主弥赛亚思想（特别是在海外），认为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真理，认为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实行了多党制才算是民主国家。持这种 观点的人往往带有很强的民主宗教情绪，极易发展成民主至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民主国家，要么是独裁国家，绝无中间灰色领域的 可能；世界上的人也只要两种，要么是支持民主的，要么是反对民主的，绝无中间地带；世界上所有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议题 － 民主议题，其他议题如经济、金融、社会、法律、财政等议题归根结底都是民主议题。这种民主至上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极端思维，他们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 主眼镜，一戴上后，就觉得世界上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要么民主，要么独裁，要么好，要么坏，美国是民主的，所有美国就是好的；中国是独裁的，所有中国一切都 坏；因为中国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维持的。这种思维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偏执狂，连美国入侵伊 拉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事件被他们简化为民主对独裁。其实，世界是如此多元，颜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广阔，民主制度在 各国的实践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释成美国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问题归结成民主问题，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巨大谬 误，就会远离人类正常的理性。
- 对民主过强的宗教感导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当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识，但民主本身并不能和道德划等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非道德化的 政治制度，他是社会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结果，他是随着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为社会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权利来源和稳定社会的功能。因 此，今天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也应当符合这个规律，民主应当为社会履行稳定社会的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和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安宁是根本目的，是“纲”；民主制度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国社会和平渐进到现代化社会的制度性安 排，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将民主制度道德化为一种终极安排，民主只是我们富国强民的一种重要工具。按照这种思维，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在是一种“颠覆 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零和博弈，而是各个阶层能够获益、国家社会获得稳定发展的全面共赢。
- 民主成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的话题，而远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就拉开了序幕，特别是开始于 1987年的农村选举对于中国民主化道路影响深远。从1999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选举试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国 的专家非常重视中国的乡村选举，不仅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还有许多西方NGO组织举行了选举观察和提供了技术上的援助。国内一些学者也作了一些调研和 积极有益的工作，但是从整个知识阶层和学术圈来看，农村的民主选举和它的重要意义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一些知识圈的人对乡村民主持一种轻蔑的态度，殊不 知，中国民主化进程恰恰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中国农民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素质和选举过程中惊人的创造力赢得了许多西方学者、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高 度赞扬和肯定（中国崛起策后续文章将详细谈到）。民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恰恰是从微观层次开始的，中国9亿农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制度化并贯彻到生活 中去，是对中国民主化最大的贡献。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清“谈”民主，而中国农民和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正在“实行”民主，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不能自外于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参与观察、实证研究、调研和学术讨论为中国当前丰富多彩的 民主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批评和改进，为国家的稳定渐进民主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在新时代就必须转变观念，以适应时 代浪潮的需要。我们应当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而把民主当作是稳定中国社会、健全中国体制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我们应当告别清谈的民主精英主义，而是 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同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和民主实践相结合起来；我们应当告别民主万能主义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体制和中国的国情相结 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制度；我们应当告别街头激进的学生运动，而是走向田间、社区和城市，扎扎实实研究那里的民主进程并促进那里民主品质的提 升；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民主理论、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实践和民主修养，而不再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西方多党制和两党制；我们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号， 而是在立足于各自本职工作，让民主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远离我们的高高在上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从每一个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让 我们身边的每一场选举（班级、大学、社区、街道、农村、乡镇）都成为民主实验和传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场所。万丈高楼平地起，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永保国家 和谐安宁，依靠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依靠的是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依靠的是坚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制度；能否取下高悬在我们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考验着我 们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精神意志。在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开放和民智大开的今天，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恒心、有决心，一定 能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永绝动乱之源，让强盛和现代化这次不再与我们擦肩而过，让我们强国的梦想最终成真！为了一个和平、民主和强大的中国，愿我们 共同努力奋进！（未完, 接下来的中国崛起策笔者将陆续提出中国渐进民主改革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1月3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3篇文章，还将发表此系列11篇文章。）
中国崛起策十二： 渐进改革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
中国崛起策十二： 渐进改革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
Tag: 中国崛起策,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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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著名的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沃尔夫岗·查普夫（Wolfgang Zapf）认为：现代化社会是通过市场经济、竞争性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制度和大众消费这四个核心机制表现出来的，查普夫认为现代化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法 国政治大革命后逐步发展出来的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发展模式，它源于西方，但今天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发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地处哪一大 洲，身处何种文化圈，都会把现代化作为本国的发展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排斥现代化或是提出与现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岗·查普夫提出 的四个核心机制再加上法制国家和人权保障制度的话，就能更加全面综合地反映出现代化社会普遍共有的特征。尽管不同的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由于文化和历史不同， 形成了各自一些发展特色，比如由于日本经济的成功让国际上曾热衷讨论日本现代化模式，德国的经济奇迹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 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已经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都有着基本的共性，比如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实施的都是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还会实行计 划经济和封建自然经济；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实施了竞争性的民主政治，都会有定期的选举和投票，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采取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模式和古老 的领袖独裁的统治模式；也是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建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处于弱势群体的居民和贫困阶层能够按照最起码的符合人道尊严 标准的方式生活；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以促进大众消费为目标，并建立了以法治国的宪政国家，并都在宪法里承诺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
中国于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发展到今天，事实上也是在朝向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模式迈进，尽管在改革以来的28年时间里我国在理论上也经历了曲 折的发展，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果能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国社会整体上是在向 现代化社会的模式演进。我国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将尊重人权和以法治国写进宪法，签署 保障公民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的国际公约，这一切都显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现代化，而是与国际现行制度接轨的现代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全世界有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和前现代化的社会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却是不同的。绝大 多数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从王权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权的社会演变成为现代化国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T.H. Marshall)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演进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在17世纪工业革命缓缓拉开序幕，18世纪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民权最终被确定 (civil rights, 包括财产权、结社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等)；19世纪经过了许多冲突、博弈和妥协政治参与权最终被确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权最终得到国家宪法的明确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会福利权，社会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而在托马斯·马歇尔的眼里，社会权最终的确定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公民权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公民权本身就涵盖了 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大部分，社会权的确立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从而确立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 的社会形态 ― 社会福利国家。当然托马斯·马歇尔的“三世纪公民权演进理论”是按照英国历史发展推断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政治参与权的确立在西方国家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真正涵盖妇女在内的普选权在很多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被确定，美国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选权。但是托马斯·马歇尔 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先进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发源地英国和法国，其现代化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过很长 时间的社会变迁和演进，这一点，对于今天正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然，笔者在这里绝对不是要宣扬我们中国也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论述。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 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纪，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雄壮历史步伐声中，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崛起，更要建立好 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也是要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中国赶超式的现代化应当在本世纪的上半 叶到本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内基本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边是一个前现代化社会，那里写着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集权政治，人治 社会，封建文化，民权匮乏等几个大标牌；河的对岸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上面写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民权社会、大众福利和中产阶级等大标牌。人们 在经历了长年的争论和探讨后，绝大多数人意见开始统一，认为应当把船从此岸摆渡到彼岸。但是问题来了，此岸离彼岸路途遥远，航线复杂，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危 险和变数，搞不好会船倾人亡，而且船长和水手只习惯于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驶，对于怎么航行到彼岸完全没有把握。那么，现在仍在此岸的船长和水手，只能先 寻找正确的航道，确定好总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现代化的彼岸航行。这一过程中，船长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开航线上的各种风险如风暴、漩涡、海啸， 也要避免船只偏离正确的航道。而此时，船上的普通乘客，尽管有时候会同船长和水手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候双方还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双方有一个最大的共同愿 望，那就是齐心协力地乘船平安达到彼岸。这就要求船长不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远见卓识，能够冷静地、理智地领导船员沿着正确航线把船一步步驶向预定的方 向，同时船长也要有高超的处理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为在漫长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员和乘客对航线的正确性发生怀疑而产生冲突和矛盾时，船长必须能够正确 处理出现的问题并能赢得船上绝大多数乘客的信任才能让船只继续航行。而这样的航行对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是命运共同体，如果乘客有 意见和批评，应当理性提出，同船长等人共寻解决之道，而绝不能着眼于颠覆航船，或是颠覆船长的领导取而代之，在事关大家共同命运的航行中，理性的行为是互 相协助摆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为那样大家都会面临沉船的危险。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场伟大的、但却是充满风险的航行。我们知道中国最终要航向的目标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消费、共同富裕和 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起点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代价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渐进的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树立一 种温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地引向中国现代化的终级目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从其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都能发现一 个规律，渐进的政治改革胜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国 王查理一世外，之后历史的进程却是平和渐进的，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和宽容 中向前迈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尽管我们今天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认为它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 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总是处在风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 对国王和贵族的残酷惩罚和处决也引发了旧有势力一次次的反扑报复。新生权力对过去政治精英无情的专政种下了复辟和政变的恶果，法国长时间处在“处决国王 － 王权复辟 － 再处决国王 － 王权再复辟”的血腥循环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让仇恨和恐怖遍布社会每一个角 落。所以说，虽然法国同英国一样，通过革命的模式向现代化社会演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过程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 极大的内耗，这样的内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18－19世纪英法在全球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不断败下阵来，虽然这是多方 面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国社会因为不断的革命产生的“内伤”是让法国在英法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我们在19世纪末期俄国和日本迈向现代 化的进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俄国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走上了两场暴力革命之路，特别是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虽然帮助苏俄走上了另外一 条现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带来的强烈副作用也是未来苏联模式衰败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稳定、渐进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道 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的巨大成功当归功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执政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稳定温和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崩盘和失序 的危机，大大降低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成本，为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就是渐进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范例。当时中国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一方面新中国的前27 年在毛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级，中国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振奋了百年来中国颓废的民心和士气，一代人通过艰苦的奋斗发展了“两弹一星”，中国被帝 国列强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时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扫盲运动和合作医疗制度也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碍。但另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严重僵 化，物资匮乏，极权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和政治运动也让中国依然远离现代化公认的标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十年更是让民主、法制和公民权被践踏，从共和国 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这个关键历史时期，新的中共高层对毛和新中国前27年的评价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么一个 高度复杂的历史难题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邓作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他超越了简单的对毛好与坏的评价，既善于运用毛时期好的成果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比如说毛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产者和潜在的消费者，这些都被邓善加运用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同时他又把过去 27年来明显走偏的政策迅速纠正过来，邓不仅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而且拨乱反正为大量含冤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 国家经济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路子上来，重新赢得了民心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邓没有全面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对新中国贡献的前提下指出了毛 的错误，这样的评价符合当时整个社会的期待，也是让整个社会摆脱过去的阴影，在安定和谐的条件下集中精力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这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评 价。如果当时邓完全否定毛，不仅会可能连带否定一代人为新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贡献，也会直接指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的纷争 和不安，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事实上，邓对毛的功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大家对中共的整体观感，反而为中共赢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为重要 的是，邓利用毛时代的积极因素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服务和避免彻底否定毛的作法给中国树立了和平过渡和循序渐进的典范。因为无论过去领导人有哪些重大失 误和错误，我们今天都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人的政治遗产，并通过修正过去的错误和偏差，继续向前进的。我们不能总是象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那样彻 底毁坏一个旧的政权再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那样的话中国将永远陷于治和乱、建设和毁灭的恶性循环。那样的话社会将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而无法长久、稳定地发 展。邓的改革正是致力于避免中国重走“治－ 乱 －治－ 乱”的循环，力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激进变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按照这种温和改良的思路我们就能摆脱在对过去领导人和对过去 时代评判时简单运用“好与坏”和“对与错”的线形思维，而是按照时代要求修改不合时宜的政策，并把过去对现在有用的东西善加运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条，为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因而，我们今天不是要简单地褒贬毛和邓，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国和邓的改革开放都为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 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时空去批判毛为什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邓为什么不快一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毛和邓完成了他们那代人对中国的历史贡 献，我们今天依然受益于他们打下的基础；毛和邓又有他们那个时代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时空来帮我们解决今天中国发展中的新问题；毛和 邓也都是人，也都会有错误和偏差，因为人无完人。因此我们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依然要肯定毛为中国人树立的独立自主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 们现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动力；我们在肯定邓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贡献后，今天也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方针，作为对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点的补 充。
与成功的渐进改革范例相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一个常常进行革命和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不仅难以向现代化社会演进，而且极易陷入国家大解体和 社会大解体的灾难,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去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其结果反而让一个国家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目标更远。这里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值得 我们谨记。整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试图颠覆苏联政权,他们在国际间大力宣传, 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强大, 窒息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 构成了对自由权和公民权极大的威胁,只要颠覆了这个极权政府, 实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那就会药到病除。事实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苏联这个国际巨人不仅在国家失序、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 轰然解体,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右派的知识分子一定会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说,他们毕竟建立起来了民主制度和多党选举制度,他们在天下大乱之后由 于建立了好的制度一定会过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讽的是,脱离了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不仅没能建立起良好 的现代化民主制度,反而让社会进入了寡头民主和无政府自由时代,更谈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权。美国著名的自由左派学者霍尔穆斯(Holmes)1997年在 《美国前景》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文章开头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要削弱苏联的 国家力量,加强苏联的社会、市场和异议人士的力量,以彻底让极权国家解体。那么实际结果是什么呢? 霍尔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而得到的独到见解和自己在俄罗斯亲眼所见描述道: 苏联的极权社会是解体了,国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见了,刻板的政治宣传和灌输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但 是同时,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完全崩溃,许多国营工厂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抛上街头,街上盗贼蜂拥,黑帮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利,铁路上的火车被流寇洗劫 一空,野狗在城市里到处乱窜,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延街乞讨,路边随处可见冻死的居民,整个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严重萎缩,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代俄罗斯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10岁，这几乎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前灾难）,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军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无人看管,许多部件流入 了武器黑市场和黑交易,许多民族聚居地在国家政权解体后开始了互相的仇视屠杀。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悲惨经历让我想起了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 1927年这段军阀混战的时期,旧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个国家没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体和分裂的边缘。我的一个罗马尼亚同事最近才去过在普京铁腕下逐步恢复 国家秩序的俄罗斯，他告诉我, 俄罗斯的大城市如圣彼得堡已经发展出现代化城市的规模,而就在离大城市很近的小城里依然充满可怕的混乱和失序,他说,你在那儿呆一会儿的话，会有一种世界 末日的感觉。
今天，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老实说, 笔者如同大多数人一样, 当时对这句话并不理解。整个1990年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年代,但是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境。中国将向何处去? 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次被提出过来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国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渐进改革，不是激进政治运动和激进变革，是中国社会最佳的选择。自 从1840年中国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了国门后，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进的政治运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 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运动…… 当然，笔者绝对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们的发生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笔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 进的政治事件和无休止的革命与政治运动的确让中国社会遭受到空前的内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国的版图就小一次，中国的生产力就遭到巨大的损耗，中国 商业力量、市场经济力量和中产阶级力量就被摧毁一次。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侵略、内部动乱下，一次次倔强地试图发展，一次次遭到毁灭性打 击，中国始终游走在现代化边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却安然度过了危机，既没有解体分裂，也没有陷入像 前苏联那样的大动乱，反而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新世纪迈向了和平崛起的壮丽局面？有的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到，这是中国政治控制的结果。其实这 个回答是不正确的。邓公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市场经济第一次获得了“安宁”，经历了全局性、长时间和全面地发展，中国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摆 脱了赤贫和饥饿，开始了有尊严的生活,它符合了社会规律和时代的主要需求。民间久已压抑的消费意识、致富意识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识一旦被打开，就如洪流一 般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1989年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积压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让中国现代化巨轮出现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国精英、企业家、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和广大老百姓有一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那就是中国不能乱，中国只要稳定发展，大家就可以过好日子。谁掌握了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社会公约数，谁 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问题十分突出，法制建设十分落后，权利制衡机制还比较缺乏，民主政治也还相当滞后，普通 公民的民权还常常受到损害。但是，只要我们的国家没有分裂、没有陷入内乱;只要我们把握住了大局,用经济增长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 能在理性、渐进的改革路上让中国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国家内乱、解体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能保护公民的人权，还会让公 民的基本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国家的力量，认为那样才能促进公民权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一个稳定、有次序 的国家本身就是在保护公民的人权，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渐进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公民权制度的根本基础和保障，当一个国家陷入内部解体 和混乱后，何谈发展健全的民主体制，何谈保障人权，何谈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 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势力不断地鼓吹要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不断宣扬要削弱国家力量,事实上却是没有完整的国家、没有健全的国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 的市场机制。因此极权国家的统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没有国家和国家解体。我们一般人很难想 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一个城市里监狱的狱警都不见了,银行里空空荡荡没有人管了,警察局里的警察都消失了,国家政权都通通解体了,那将 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可以设想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定是大抢劫、大动乱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这样的局面不光是空想,它已经在人类社会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当美国 军队先头部队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后,也许是美国军队太想展示独裁统治的覆灭后,美利坚“民主自由”的“阳光”开始“普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因而他 们没有立即相应地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一个城市是如何惊心动魄地陷入崩溃的。萨达姆政权虽然是独裁政府,但是对于大多数居 民来说还是生活在一种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下,但是美军对混乱、骚动和暴动的纵容和悠然自得的观赏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恶果,社会的混乱、宗教仇杀、民众械斗 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难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例子是,在极权主义的萨达姆政权统治下, 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对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条, 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第11大博物馆,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里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军对抢劫的纵容,和所谓的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民主自由”，让人类文化遗产在21世 纪经历了一次野蛮的浩劫,整个巴格达国家博物馆被暴徒洗劫一空, 约有17万件珍贵文物被盗和被毁, 包括许多名闻世界的文物遭到彻底毁坏, 整个事件堪称世界文化灾难, 却是在美丽动听的“自由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反讽到极点!以上国家解体时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独联体多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曾经上演过。
如今，除了美国部分学者开始反省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的激进革命和伊拉克战争以外,欧洲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热衷于研究与对比俄罗斯和中国 改革的成败。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汉斯犹尔克(Hansjörg)在其文章“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的中国渐进改革历程”中用宏观数据非常精确地分 析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力量对比的惊人变化。他指出,198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前苏联的1/4,19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苏联(俄 罗斯)持平,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戏剧性地跃升为俄罗斯的四倍。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也大大领先于俄罗斯。汉斯犹尔克深刻地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 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迅速? 中国是怎样达到这样的成就,在综合国力上大大拉开与俄罗斯的差距的? 在汉斯犹尔克得出的结论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二条才是正确的经济策略和有效的资源配置。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邓小平还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在发现了以前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后下定决心力行改革的,双方的最终改革方向也应该是大致相同或接近 的。因为计划经济已经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会误国误民了,所以大家才会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因为过去的中央集权体制行不通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体 制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体制,朝向一个权利制衡、权利制约的法制社会发展；因为过去领袖独断专行,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因此才会改革,朝向一 个更加民主的制度过渡；因为过去有政治运动和政治清洗的惨痛教训,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本来双方演进的终级目标是基本一致 的,但是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欧洲美国本身也花了两到三个世纪才逐步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和美国 自身也经历了无数的冲突、斗争、倒退和反复。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300年来把中国和苏联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个 阶段一个阶段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产阶级逐渐壮大,公民维权意 识普遍增强的社会,以后的任务将是一步一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稳固根基。而这一切在前苏联都是通过一夜间的政治巨变来完成的,国家如何能不乱? 无论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实是前苏联根本就不可能用几年的工夫来完成西方两、三百年的任务。这就好比一个久病缠身的人, 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要分三年的时间每天服药才能慢慢恢复,而这个病人走了个大极端,把三年该吃的1000多片药一天服光了,那结果是什么? 当然是这个病人一命呜呼了。能说药不对症吗? 当然不是,关键是病人服药的方式不对。如果说是病人自己决定这么作的,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任；如果说是医生开了这么个药方,或是医生明明看到病人这样服药 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于医生在变相杀人。让人觉得玩味的是,前苏联这个病人去找西方的医生看病抓药时,西方开的正是一剂可以吃死人的猛药,无论是全面私有 化,还是休克疗法,还是所谓的“民主药方”都让俄罗斯迈向崩溃,这当中,不仅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国,还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国际机构,都扮演了极不光彩 的角色,俄罗斯沉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不能用抽象的正义原则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要求一个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一个过去在发展道路上完全与现代化南辕北辙的前共产国家 一夜之间实现这些目标,就好象再好吃的饭菜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样,应该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制社会方向迈进， 而绝不是激进变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国家对当时俄罗斯的要求和附加条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义标准,要求俄罗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开放言论,但实际上西方玩的 是偷换概念的游戏, 一个发展了三百年的成熟体制完全可以经得起言论自由的冲击和挑战,而对一个久病缠身、才从极权社会的禁锢中微微打开了国门的前苏联,一个其人民接受了80 多年党的宣传的国家,如果骤然全面实现言论自由,而西方国家又开足马力向前苏联人民进行另外一种“心战宣传”时,苏联解体和分裂的结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 很简单,一个身体很好的健康人让一个重哮喘病人骤然间象他那样每天跑5000米, 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样,一个发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体制对待一个百病缠身的体制,你用你的标准来要求他,再对他展开致命攻击,他不垮也难。
如果说1990年大家还看不清历史发展轨迹,许多人依然向往“全盘西化”的话,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经历了那么多历史教训后,如果还再继续鼓吹 “全盘西化”,那么就很值得怀疑这样的观点后边的动机了。我们中国人只要牢记俄罗斯生病找“鬼”抓药吃死自己的教训,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国和平崛起和民 族复兴的局面,我们当然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民主制度,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但我们学习西 方时一定要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符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彻底告别那种依附于别人的后殖民心态,学习西方时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国格,才能真正迈向 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当然,在这一个过程中,决策者也应当前瞻性地把握住历史机会,既不求急冒进,也不削足适履，在国家总体稳定 的大好局面下, 应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渐进改革的政策推向前进, 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完成一个重点任务, 让中国的体制越演练越完善，越演练越成熟。在这个宏观历史进程中,中国执政党、参政党、知识分子、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构筑一种和谐共赢的关系,共 同在国家稳定的大局下通过良性互动为中国逐步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中国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笔者将详细论述）。毕竟我们个人生命有限,为国家建立良好的制度却 是在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强大、崛起、有国际尊严的中国,留下一个稳定、和谐和免于动乱的中国,留下一个富裕、平等和免于匮乏 的中国。新世纪的中国应该走出过去的历史怪圈,应该走出过去历史的阴影,应该从此告别动乱和革命,应该从此告别激进和暴力，通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 裕的民族复兴道路。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出悲剧的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则是一出悲喜剧,而21世纪,应当是中华民族彻底告别悲情的时代,我们 应当为我们民族在经历了短暂的沉沦后重新奔向世界顶峰而骄傲,在中国崛起的壮丽舞台上,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社会群体,都在为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强大作 出贡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1月15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国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中国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Tag: 中国威胁论, 中国崛起策
Tag: 中国威胁论, 中国崛起策
当 前有两个事件显示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第一是西方媒体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调集中于中国经济崛起 对西方优势地位形成的全面挑战和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关于世界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讨论，中国一词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出现在西方著名媒体的报道上。2006年 9月11日德国著名刊物“明镜周刊”以中国为封面主题报道中国，封面上描绘的是无数森严的秦始皇兵马俑，手持电视、冰箱、手提电脑、手机、轿车、高速列车 等物品，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来自远东的进攻”。众多的兵马俑象征着中国庞大的人口，手持不同产品象征着中国从简单加工业向现代化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 的转型，图文配合在一制造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进攻西方的视觉效果，而长达十几页的正文则不停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西方的论点，文章最后开出的方案是欧 洲应当同美国紧密联合，全面围堵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世界结构性变迁和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坍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能完全代表德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界和企 业界的主流观点，但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即产业升级和迈向独立自主、科技创新型国家，进而能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争长短，对此西方社会普遍感到一定的担心和 恐惧，对于这一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普遍能够感受到。第二件大事是中国在近两周以来的外交盛宴显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先是国 内俄罗斯年的逐步谢幕，再是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接着是东盟和中国10+1的南宁峰会，最后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 — 中国非洲峰会。中非峰会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搬到了北京，非洲48个国家的元首和部长来北京参加峰会，中国外交战线出现盛况空前的大好局面。在这两件大事中 蕴藏着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次序的信息，值得我们加倍留心关注。这两件事情反映了中国崛起和世界局势俱都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变迁，具体说来，中国崛起在以 下三方面改写了二战以来的国际结构和次序：
1．二战以后世界差序结构和世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南北东西”问题。“南方”和“东方”并不完全等同地理上的概念，主要指 的是经济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亚洲除了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北方”和“西方”指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欧和日 本）。北方国家，也就是工业化国家只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份，却在经济产出和国际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垄断地位。西方在六十年代产生了著名的左派理论 － 依附理论，此理论认为世界各国按照经济、贸易和科技水平可以分为中心、边缘地区，后来华伦斯坦(Wallerstein)还据此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增加 了一个半边缘地区，其观点简述如下：中心地区即发达国家，通过有利的经济和贸易地位，向边缘地区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地区被跨国企业 完全控制并有意识引导向单一的经济产品，因此边缘国家只能向西方出口原材料、能源和单一的经济作物。边缘国家虽然通过了民族革命赢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却 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残酷剥削而无法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旧的殖民主义走了，但新的经济殖民主义来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 贸易秩序下难有出路。虽然西方左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偏颇，但是在看待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问题上还是具有相当洞察力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边缘和中心”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按照人均收入来看依然是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也依然认同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按照经典理论来看依然是边缘国家。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及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早已让中国 成为毫无争议的中心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不仅让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甚至也大大超过了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更让许多世界级经济学家难以解释的尴尬 现象是，如果按照中心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国家出口原材料和能源的经典国家分工理论来划分，那在中国和许多工业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半工业 化国家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中，中国倒更象是中心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却更像是边缘国家，因为后者向前者出口较多的是能源和原材料（铜、铁矿石、铀、石油、天 然气等），而前者向后者出口的则是工业成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殖民这些国家，这只是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即中国的崛起使诸如“南北东 西”，“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等许多世界划分方式再也不能适合时代的需求了，国际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结构需要理论创新，来 解释世界的新变局。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或“东方”国家，当然按照人均生活水平来说中国依然算是南方国家，但按照中国的整体实力和举足轻重的 世界经济影响力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准北方国家。短短20年来中国从一个“边缘”国家、“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冲刺成为一个准中心国家、准北方国家 和准西方国家，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也为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带来重大的变化和冲击，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国际权利被转移，世界政治经济版 图将被重新划分。考虑到中国的幅员和综合国力，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进程可以说是才刚刚起步。
2．中国崛起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格局和各种机制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二战初期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19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有了三架马车， 即美国－日本－德国。随着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长时间衰退，德国经济2000年进入衰退期，中国逐步取代了日本和德国在拉动世界经济方面的作用，世界经 济转由美中两大火车头拉动。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也在改变国际权利结构，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都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进行着内部的权力调整，中国或早或迟都将赢得在国际机构中更多和更大的权利份额，相应也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西方八大 国家峰会（Ｇ８）因为没有中国参与将无力解决全球经济、政治、贸易、能源、环境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英国经济刊物“经济学人”多次指出，应当组成由美国、 中国、欧盟和日本的Ｇ4, 以取代名不副实的Ｇ８，防止工业国家峰会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而被边缘化。中国虽然仍为一个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但已是实质意义上的北方国家，它正 式加入Ｇ9应该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Ｇ８应对全球权利格局的变化已经在展开调整，包括邀请主要发展中大国领袖和财政部长参加峰会。
3．今年9月德国“经济周刊”罕见地以非洲大陆地图为封面刊登了关于非洲大陆发展的主题报道。非洲，一个饱受贫穷、战乱和饥荒折磨的大洲，一个在全 球政治经济格局中被边陲化的区域，一片几乎被人遗忘的广袤土地，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赢来了曙光。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正是中国。“经济周 刊”介绍到，整个非洲大陆，从北到南，到处可见中国的工程队、投资者、企业家和医疗队。中国强大的需求，让非洲能源市场出现了出口的强劲势头，出口的高速 增长也带来非洲许多国家内部产业链条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洲整个大陆在2005年出现了破天荒的高达5,5%的经济增长 率。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西方国家过去从来都是仅仅把非洲当作简单的原料基地，只是给予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放债性借贷，而从未认真进行生产性投资。是中国人 第一次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投资，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生产投资超过了借贷资本。中非之间的贸易也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非洲大陆经济发展出现了井喷 现象，中非的贸易额在1950年代仅为1000万美元，1995年则达到30亿美元，预期今年年底将达到500亿美元，中非的贸易额在10年内翻了16倍 以上。非洲的民族主义者也把中国对非洲的生产性投资看作是非洲觉醒和振兴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希望通过中国的投资使非洲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中国正在取代 传统的欧洲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非洲大陆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带动南方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非洲，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深化和贸易量的激增正在迅速推进双方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出现了蓬 勃发展的局面，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由于中国强大的内需市场的带动而快速递增。历史上与中国相隔遥远、让我们较感陌生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新 历史背景下与我们迅速接近、靠拢。
以上由于中国崛起带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迁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南方国家在经历了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试验的失败、经济长时间陷入 衰退和停滞后，终于重整旗鼓，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增长，而这次带动南方地区增长的是中国。摆在中国面前的正是绝佳的历史机会，这样的历史机会也是中国经济 崛起、非洲拉美经历经济失败和社会动荡、欧洲和美国长时间忽视这些地区各种因素所造成的。由于美国片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用自由贸易的幌子打开和垄断 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摧毁南方国家建立独立民族工业的努力，对南方国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南方国家产业单一，国家基础工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国内市 场发育迟缓；欧美国家还以金融开放为由，诱使南方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和实现银行金融产业全面开放，利用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大量掠夺南方国家的财产为己所有， 使许多一度很有希望的南方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和菲律宾等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后一蹶不振，成为标准的失败国家。而更多的南方国家则由于市场狭小、国力贫弱， 只能完全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美欧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国民经济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正是由于美国强行推行的掠夺性新自由主 义政策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形象陷于低谷，在拉丁美洲大陆，反美思想在各个阶层蔓延开来，甚至产生一些反美的极端思想。在这样的国际新环境中，中国 20多年来奇迹般的发展让南方国家看到了另外一种模式的成功和可以学习的榜样。
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力量集中在亚欧大陆和北美洲，非洲和南美在地理上天然处于世界边缘，也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区域。在世界地图上非洲和南美宛如 世界的两侧翼，而如今中国带动了这两翼的发展和东南亚经济的复苏，再加上以印度为首的南亚次大陆的迅速崛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的新趋势：那就是南方 的跃升（the Rise of South），即南方国家集团正在经历集体力量的上升，而中国正是领衔南方国家集体崛起的主角。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都是演员的话，那中国不 仅是北方国家的核心演员，更是南方国家的中心演员。把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放在南方跃升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会有更宏大和宽阔的视野。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南方的跃升，南方的跃升也必将在更高的水平上促进中 国的持续发展。在这里我们真应当借鉴和研究美国人在二战后的作法，美国在二战后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模式输出奠定了美国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和美元国际 霸权体系。美国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失败了，却在西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了局部成功。美国人真是善于化腐朽为神奇，让自由市场恰恰在紧邻共产 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区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从而间接导致了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让市场经济的模式在全球取得主导地位，所有这 一切又有助于巩固美国在全球领袖地位。今天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取得了拉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经济实力，中国崛起和南方跃升将成为把中国送上世界强 国和未来超级大国的重要环节，有了南方的整体崛起，中国的声音将不再是国际社会中单一的声音，而将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强音。有了具备实力的非洲、拉丁美洲、 东南亚和南亚的力量，中国将具有建立在中国主导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的实力。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在多方面对于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拉美、非洲和东南亚 将成为中国的原料基地，为繁荣的中国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能源。而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中国是一个稳定、有很强支付能力的买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中，不仅卖家市 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很重要，一个富裕、稳定、具有良好信誉的买家市场对于能源输出国而言举足轻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和南方国家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
其二: 如果仅仅将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能源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片面的，中国应当树立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的意识。在全球市场时代，国与国早 就脱离了古典时期的零和关系，而成为互利共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损害别国最终会损及自己的国家利益，帮助别人发展也是为自己国家产品打开新市 场。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双赢和多赢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几乎成为必然。在欧美国家不断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采取配额限制时，在欧美面临中国经济崛起不 断单方修改国际贸易规则时，促进、培育和开发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将为中国的产品提供重要的销售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产业更新和升级的新时期，中 国某些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产品必将转移到比中国更为便宜的国家，这将有助于中国的某些低端产业重新获得发展的春天，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和产业升 级。笔者计算过，东盟10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400亿美元，非洲大陆55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6000亿美元，而拉美大陆13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 17500亿美元 （均为2003年数据），中国根据2005年GDP统计修正后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2000亿美元，东盟、非洲大陆和拉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中国的 25％、27％和80％。如果东南亚能保持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非洲大陆能近一步脱离战乱和饥荒，迈上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非洲统一之路，拉美经济也能 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的话，三大区域在未来10到15年内经济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这样东盟、非洲和拉美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市场。特别是非洲大陆，虽然今 天依然贫困落后，但它拥有9亿人口，在迈向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非洲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因此非洲市场发展潜能巨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即人口 越多的区域，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地方，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潜力就越是巨大。今天非洲大陆按人口结构来说是最年轻、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也是经济最落后 的大陆，但正因为如此，非洲大陆才是最具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大陆。中国把握住这些全球大趋势，并前瞻性地引领这些大陆迈向民族复兴之路，就是在为中国的世 界强国工程打下最坚固的地基。
三是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由于中国和欧美在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差异，也由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无论怎样设 法融入国际体系，都会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异类”。有学者认为，只要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人权法制建设，西方国家就会完全接纳中国。这种看法只说对 了一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当然有助于拉近中国和西方的距离，但是西方文明已长时间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欧 美中心主义观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人中最普遍、最强烈的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其他国家只有全盘接受西方所有价值观念才能拿到进入 现代国际社会的入场券。西方国家现在虽然流行中国热和中国文化热，但那只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文化魅力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在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甚至是迷 恋中国的同时，他们那种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依然十分强烈，一旦中国在某些领域里有赶超西方的势头，中国威胁论、中国恐惧论就会如同欧洲历史上对黄祸的恐惧 一样被大众媒体和舆论重新唤起。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1980年代西方面临与其政治制度相同的日本迅速 崛起时，西方媒体在羡慕、惊叹的同时，也充斥着对日本的批评、厌恶、鄙视、恐惧和偏见，日本更多被描绘成一头没有道德的经济怪兽，日本人虽然很成功，但在 西方人眼里他们始终是怪怪的，他们都是工作狂、不懂得休息和度假，他们对上司无条件服从，他们的企业漠视工人的人权，他们社会的自杀率很高，他们的住所狭 窄活像兔子笼，他们的性文化畸形等等。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只有在南方的跃升中才能真正写出国际政治经济的全新篇章，才能真正终结狭隘的西方中 心主义论点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才能真正奠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南方国家所作的不应当是颠覆现有国际文明次序，而是要在继承现有国际文明 和西方文明中进步方面的基础上（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和尊重民权），综合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我国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不将 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国，对别国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态度），引导国际文明向更为包容、和谐、宽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笔者的一些具体提议和思考如下：
-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将南方的跃升（the Rise of South）和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之间的关系纳入专项课题研究。南方跃升和中国崛起的交相辉映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都不会停止，对于这样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早作立 项研究，以预测未来的发展，作长远的战略规划，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应当考虑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南方跃升(The Rise of South)的说法。单单提中国崛起容易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文明中心主义观点和中国民族主义，如果能以宏大的视野提出亚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说法，必将在国际 上产生巨大反响，进而增进中国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领袖的亲和力。
- 加强对南方不同区域如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让遥远的非洲和拉美成为我们经济和国家利益意义上的“近邻”，我 们应当加强对这些区域历史、社会、文化、法律、种族、宗教等全方位研究。考虑到我国的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国家可以在未来10年加大 投入以培养一批非洲专家和拉美专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我们可以分门别类，培养研究北非马格里布国家、西非豪萨语国 家、东非斯瓦希里语国家和南非国家等的专家。
- 对于当前某些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国家应当严格审核到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去投资的中资企业，对信誉良好、业绩良 好、管理良好的企业投资多加鼓励，对问题企业和缺乏信誉的企业应当严格控制。我们应当珍视“Made in China”产品的国际声誉，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和以次充好的产品流入非洲国家从而败坏包括许多业绩良好的中资企业在内的声誉。这也涉及到中国国家整体形象 和中国软实力，我们应当从战略高度严肃看待这些问题。
- 我国政府应当敦促前往南方国家投资的中资企业遵守当地的法律和世界公认的国际劳工法律，譬如严格禁止雇佣童工，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得任意延长，工人 有休息权等。同时投资的中资企业应当至少遵守最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对于严重违反国际劳工法和环保法的企业，我国政府应当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 对去非洲国家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游客进行了解这些国家文化、风俗和法律的培训课程。中国人大量到西方国家旅游、留学和经商，对西方 社会的礼仪和国际惯例也越来越了解。但是对落后于我们的许多国家，我们往往缺乏打交道的经验，常常是中方人员怀着理想主义热情来到非洲大陆，但看到当地的 落后，由于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导致部分人对所在国不满，进而表现出自大和对所在国的歧视，伤害到所在国民众对中国人的集体观感。中国国民在外一言一行总会 被外国人解释为中国人的总体行为特征，因此我们在国外都当谨言慎行。
- 应当重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表现的评价。西方媒体当然总是充满偏见和有意识的误导，但一些信息还是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可以根据这 些信息反省我们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作为, 改进我们的一些作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比如西方国家在援助非洲时总是将民主和人权联系在一起，中国走的是不干涉所在国内政的作法，因此西方 媒体经常批评我们只顾作生意和买能源，不顾所在国的民主、人权状况和腐败问题。我方反驳的论点为必须先发展经济、促进民生，才能逐步实现法制国家的建立和 民主化，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何谈民主和人权。我认为，中国的模式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经济优先，发展第一的政策，在人民先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后逐步 到达向好的制度过渡，不强行将民主、人权和经济援助进行捆绑式销售。我们完全可以综合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优点，既不强行干涉别国内政，以高人一等的 态度对别国进行指手画脚，也不是完全不管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而是在坚持中国模式也就是“发展是非洲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的同时，对一些国际上普遍有 争议和非议的地区或产生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的地区，中国应当与国际主流观点站在一边，表现出道德关怀以及中国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要求有严重人道主义危 机地区的政府尊重普世人权，这也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中国模式加上西方模式，我们是可以走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新中间道路的。
- 对于部分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恶意诋毁，比如声称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等荒谬理论，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驳斥，并展开国际文宣以阐述我方观点，驳斥这 些谬论，特别是要得到南方国家的道义支持，让他们的民众以自己的感同身受证明中国和南方国家之间绝非殖民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互赢互利的关 系。这一点，当前中国做得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再详述。
- 除了经济和贸易联系外，中国应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文化投资，鼓励更多的当地居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鼓励并援助更多的南方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加 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中国文化虽然现在很流行，但其影响力与西方主流文化特别是 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还无法相提并论。在一个西方国家占据世界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里，中国文化是很难超越美国文化影响力的。但是在南方跃升的新次序、 新局面中，中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把文化当作重要产业来推广，我们就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文化。时不我待，借着南方崛起的东风，推广中国的 软实力，就在今天。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1月5日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1篇文章，还将发表此系列9篇文章。已经完成的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为
中国崛起策九：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
中国崛起策九：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
Tag: 中国崛起策,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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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不应该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中，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将在本文中尝试着提出一些新思维并提出中国的大战略。
I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应当“去意识形态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当为当前的国家利益服务，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识形态不应干扰和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长远战略的设定。
这一点上美国人堪称是典范，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国内兴起了对如何处置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讨论，许多美国人希望永久削弱这两个富有 军国主义传统、侵略成性的国家，美国士兵也质疑如何在德国分辨“谁是纳粹以及谁不是纳粹”。总之在一个国家战胜另外一个国家之际，战胜国通常的想法是彻底 削弱对方，让对方的经济产出能力和国民的精神意志受到毁灭性地打击而无恢复能力。鉴于美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如果 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严厉惩罚德国和日本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让人瞠目结舌，美国击败两个国家后立即对两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 不仅实施马歇尔计划向两个战败国大量输血，而且还通过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马克和日元贬值，相反德日两国却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对美 国的出口。之后爆发的韩战更是为德日两国送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两国利用战争所需要大量军需品之际，扩大了生产线和生产能力，这把两国送上了经济大国的道 路。
美国这种在哪里击败某国就立即在那里进行建设的思路是极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克服其固有的报复心 和复仇意识，冷静下来从长远的观点来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美国手中的两个战败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大棋盘上两个绝佳的棋子，美国重建德日两国并扶植两国对美国 而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1）美国担心，德国日本的战败和被削弱会导致亚欧两大洲失去均势，法国和中国会成为亚欧两大洲的新强权。美国的全球战略里不希望有任何一国成为该地区的 霸权国家，因此极力反对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强德日的经济实力来制约法国和中国的独大。（2）重新让德日两国经济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要用德国来制约 共产苏联的扩张，并利用日本来制约红色中国。德日两国因为成为反共的前沿阵地国家而立即由战前的敌国转变成战后的同盟国。（3）德日经济的发展为美国的产 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场，之后德日两国经济上追赶美国，也为美国的产业升级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4）德日两国的经济奇迹起了一个“橱窗展示”的重要 作用，紧邻西德的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在西德的经济奇迹下黯然失色，许多东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严重损害了东部阵营的稳定性，西德在后来的苏联和东 欧阵营的解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经济奇迹也间接刺激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让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向西方靠拢。（5）富裕的德日两国成 为美国重要的财政来源，美国在进行战争、财政匮乏时，德日两国总是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援助。
总之，美国没有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简单的民族复仇主义，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战略下进行了对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谋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另外一个很好的在外交和国家战略中采取实用主义立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是和苏联领导下的东部阵营结 盟，1972年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会晤事实上标志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结盟。当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举国上下都处在狂热的意识形态 革命中，任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的东西都被彻底禁止，更谈不上与西方世界发生任何联系了。就在这样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就在中国和美国事 实上还处于越南战争交战状态中，毛主席通过他的大战略创造了中国外交战线和国家总体战略的全新局面。当时无论是左派国家和左派力量，还是右派国家和右派力 量，都没有能预见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两个互为敌手长达20多年的国家能够戏剧性地改善双边关系。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 是让世人耳目一新，双方事实上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准结盟关系。中国迅速摆脱了孤立的外交局面，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走向 世界的大戏从那以后就徐徐拉开了序幕，一直到邓小平上台推动改革开放的国策。可以说，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远见，没有让当时国内的意识形态 狂潮来干涉我国的外交战线，是中国能迅速转向采取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倍受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和评 论家关注的一件大事。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互相为仇敌的国家，居然能够实现和解走向和平结盟的新局面，这确实是中日两国具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壮举。特别 是考虑到二战才仅仅结束30多年，许多痛苦的历史记忆依然清晰，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超越历史，开创新局，真的是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当时西方媒体对 中日缔约的报道多是用“难以置信”来描述，有的媒体甚至用“黄黄结盟”（黄种人和黄种人的结盟）来报道。通过中美和中日的准结盟关系世界政治版图和战略版 图被重新划定，各大列强之间重新洗牌，国际政治的全新局面诞生了：中国被包围的困局被彻底打破，在全球处于战略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而处于被包围的战 略局面，美国和中国加上西欧和日本对苏联事实上构成了强大的战略包围事态，苏联感受到了空前的战略和地缘危机，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由于经历韩战的平 局和越战的惨败处于战略守势，通过与中国的准结盟关系得到一定缓和和恢复，重新处于有利的国际战略局面。这从当时苏联国内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证，苏联的媒体 塔斯社强烈批评和攻击中日缔约是针对苏联而来、是不可饶恕的反苏阴谋，苏联官方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并刊登了大量的漫画来讽刺中日结盟，认为两 大黄种人民族配合美帝来疯狂反苏。按照毛主席的观点，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要赞成的。敌人害怕的正是我们要作的。苏联当时歇斯底里地攻击正反映了苏联强烈的 不安和恐惧，中日改善关系戳到了苏联帝国的痛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毛坚持“共产主义永远不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教条主义的路线的话，邓如果坚持“日本侵略过中国，中日永远是世仇”的民族主义观 点的话，中国是不可能打开外交战线的新局面，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战略大格局的，也许中国今天还处于四面为敌、被全面战略包围的局面，那我们也就谈不上实 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经历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局面了。历史的经验和中外的范例告诉我们，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外交方略 的制定和意识形态脱钩。我们不能让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来干扰国家战略，否则其结局是国家长远利益被损害。我们的一切方 针和政策应当从国家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拒绝少数极端主义思想的绑架，其目的在于维护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具体说来， 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强”，美国越来越退化成“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局面下，中国不应当排除跟任何一个国家结盟（除了美国以外），不应该预设任何立场和先决 条件。国家利益，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我们最大的政治。特别是中日关系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中日两国既然在1978年，在那个离二战结束不远的年代能够缔结和 约，共释前嫌，开创中日关系的新局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二战结束后近60年的时间依然被过去的历史所绑架。我们如果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历史和痛苦的回忆中的 话，那我们就不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日本政府，特别是小泉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要负主要的责任。当 日本领导人一次一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时，就一次一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挑动了中日两国最敏感的神经。更为复杂的是，美国一步步把日本绑上美 日同盟的战车，日本国内日益右倾化让中日改善关系越发困难。的确，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完全主导，我们无法直接把日本从美日同盟的战线拉回来，但我们必须问 我们自己：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作为让日美同盟更加稳固还是更加松动？我们的行为和行动是有利于争取广大的日本民众还是在把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阵 线？我们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以争取日本人民？我们是否能够把民间反日的口号改为“反对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对日本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是否给予了日 本国内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因反对右翼势力而遭受生命威胁的进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华团体以足够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国民间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 反日标语事实上损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观感，并间接支持了日本的极右翼势力？我们是否意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让包括左翼在内的日本进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国威 胁论”？
中日关系只是中国建立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让我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回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朋友和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中共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无论是朋友还是敌 人都不是永恒的，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变成敌人，敌人也有可能变成朋友。这里就是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如果 中共不能正确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国政府不能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进行科学的判断 “什么是主要矛盾”，那么中国就不能摆脱同时被两个超级大国包围和敌视的困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于毛泽东主席 的战略判断：苏联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苏联也是那个时候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苏联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并扬言随时会进攻中国，还狂妄的宣称苏军 的坦克集团军可以在三天之内通过平坦的东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苏联领导人也多次扬言要对中国实用大当量的原子弹攻击。中国政府完全把苏联的这种军事威胁和 战略威胁看成是真实而又巨大的威胁。当主要矛盾一旦确立，其它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国就可以和宿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联盟。同样，当时美国的战 略判断也认为苏联的共产帝国主义扩张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矛盾，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而同样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因为脱离了苏联和东欧的 体系并与苏联彻底交恶而成为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这也是基于美国人对全球战略局势的基本判断。当主要敌人确立了，次要敌人就不再那么面目可憎、而变得温情 脉脉了。
美国除了对全球的战略局面会进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判断，还会对每一个区域进行全面综合的战略判断。比如在欧洲美国要利用英国和东欧来牵制德 法，以达到欧洲大陆的战略均衡。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美国扶植阿根廷来牵制巴西，因为巴西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极易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大陆的领袖，美国的算 盘是扶植次强来牵制本区域最强大的国家。在亚洲美国知道中日一定会是亚洲的主导国家，因而日本过于强大时，要压住日本的风头，并要略微扶持一下中国，让中 国不能过于衰弱。比如1980年中国刚改革开放时，日本的经济风头正健，一度有要赶超美国的气势，美国给予了中国很多帮助，并通过广场协议和强迫日元升值 来狠狠打击日本。当中国强大了，日本相对衰弱时，美国则要扶植日本，稳固美日同盟，并极力拉拢亚洲第三强国印度，来防止中国在亚洲大陆取得主导型的强权地 位。
我非常欣赏刘亚洲将军在其“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大战略”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美国对付中国最重要的牌不是台湾牌，而是日本牌。笔者认为，如果中美两国是 牌局的两方的话，台湾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小王，日本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大王。美国可以根据中国发展的速度打不同的牌出来，当美国打日本牌时，就表示美国在亚太 地区战略判断发生重要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战略矛盾，因此要把日本进行一定的松绑。对日本进行松绑的程度与中国崛起的速度成正 比，中国崛起的速度越快、越是势不可挡，美国就会越快加固美日军事同盟，并进一步为日本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开绿灯。但不管美国如何给日本松绑，美国都不会 让日本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因为美国深知日本人可怕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完全独立的日本不排除会反噬美国，让美国尝到自作自受的苦头。但是美国 打出日本牌向中国发出了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毕竟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的联盟，这必将对中国在战略事态上构成极大的威胁，并在某种 程度上鼓励极端的台独分子，让已经处于下坡路的台独运动得到刺激，死灰复燃。前一段时间我国曾经试图说服美国关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右翼篡改历史 的问题，因为对二战历史观的挑战按道理不仅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美国的挑战，但美方拒绝干预中日两国历史争端的问题。这再次反映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一 旦拉拢日本遏制中国的主战略一确定，日本领导人参派靖国神社的问题就属于次要矛盾，美国人当然不愿意插手。
我想，美国人对亚洲人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研究一定很透彻，知道亚洲民族骄傲自大并以自我为中心，每个民族都想压倒别的民 族成为本区域的霸主。亚洲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种族和民族国家矛盾成为美国最好的切入点。因此不要寄希望美国来调停亚洲国家的历史冲突，美国最大的战略 利益在于亚洲国家（中日韩朝）因为历史而继续冲突下去，最好这种冲突延续到22世纪都不结束，这样美国将永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亚洲国家永远不得 自立，还得依赖外来的保护神山姆大叔来调停和仲裁，也得依赖美国来为大家划定的非军事区来维持恐怖平衡。如果是这样，亚洲人的独立将永远是个美梦。同时， 美国人在全球每个大洲都会找出相应的鹬蚌，欧洲的、拉美的、中东的鹬蚌都是美国可以利用的最大的资产。
美国利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现行的世界战略格局，如美元霸权、世界银行和IWF、军事霸权、各大洲的战略均势和结盟关系榨取了无限的政治经济 利益，而且这样的体制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判断出世界主要战略矛盾的世界各大强国甘于臣服在这种体制下吗？如果我们中国怀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认 为中国应当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强国，并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多级格局的话，我们就应当积极的进行结盟，和其他二级强国的结盟(俄、法、德、日、 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被削弱的不应该是上述二级强国的任何一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势力应当被削弱的话，那就是美国。因此中国最重要的对手不 是我们东边的邻居，也不是我们北边的邻居，而是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国家，那个天上、地上和海洋都想要独霸的国家。
III 一个新概念：“议题式结盟”
谈到这里，笔者必须申明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要提倡一种反美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反美和反日的提法是同样有害、不理智的，我们不可能、也作不到完全地反 美。作者在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和中国崛起策四“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已多次指出，中美在经济上早已紧密相连，分别成为世界两大经 济火车头，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要全面反美，不购买美国的产品的话，那损害的不仅是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多少美国大公司 和跨国公司的生产线已经迁到中国，多少中国的产品每年都出口到美国，在全球化化时代，国家与国家的利益早就交织在一起，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楚一件写着 Made in China的产品是否完全是中国的产品。另外，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众虽然厌恶小布什，但依然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和很深的感情，毕竟美国把欧洲国家从纳粹手中 解放出来，也抵抗了苏联帝国对欧洲大陆的扩张和吞并，维护了自由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东欧国家把美国看成是救世主和解放者，这些笔者都表示理解。
笔者要传扬的一种信息是：我们反对的不是美国，更不是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美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当然是一种进步的模式），我们反对 的是美国在许多领域里独霸世界的图谋。正如民主制度所包涵的基本推论一样：我们并不是不放心某一个人和某一批人，而是不放心“人”本身。一个再好的人都可 能垄断权利而形成个人独裁，造成很大的损害。我们要有一种机制防止权利的垄断和独裁，这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制衡。同样我们也不是要针对某一国进行牵制，我们 反对的是任何一国因为权利过大而形成垄断，进而为所欲为，而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失去了任何牵制和平衡的能力。这样，再“好”的国家都会权利膨胀而走向反面。 笔者当然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今天美国对国际权利的垄断，对天空、外太空、土地和海洋的垄断已经让世 界失去了基本的平衡。美国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享有全世界30％的能源，美国一国的军费就超过了全球其他19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正在积极谋取全球所 有海道和咽喉要道的控制权，这再次印证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没有制约的权利就会导致腐化堕落，美国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人类普遍的缺点，他们也需 要制约和监督。
回到这一节的基本话题，我们该如何结盟。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特征让传统的结盟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战。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早已互相依赖， 国际贸易也让大家互相依赖，结成命运共同体。我们很难结成过去那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比如一战和二战中列强的各种结盟关系，冷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结盟关系。这些国家，一旦结成盟国，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伙伴，一方盟国的存在致力于消灭和铲除另外一方，双方誓不两立，没有任 何妥协余地可言。 就今天的国际条件而言，这样的结盟关系基本上已不太可能，除了残留的冷战尾巴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韩军事同盟以外，即使是美日和美欧同盟也已经很难说是全天候的同盟关系。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早就让北约组织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 无所适从了，美欧和美日内部的经济和贸易矛盾却如火如荼，经常发生的美欧贸易战就是明证。
因此今天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这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即使结成了这样的同盟，也会给全世界带来新冷战和世界大战的阴影，让人 联想起二战前协约国和轴心国的对立和二战后美苏的对立，这势必不符合当前全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总体趋势，而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很大的损害，给中国的国家形象 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坐实了西方世界一些右翼人士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的指责。如果中俄结成过去类似华约的全面结盟关系，那么中俄势必会冒着被整个西方 世界孤立和敌对的危险，这样中俄将失去西方国家的投资、技术、贸易和市场，从而让两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大大地阻碍，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而且现在两 国都把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看成是远远重要于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这样的中俄结盟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假设中国和日本全面结盟，这到的确可以改变世 界经济版图，把两个有巨大生产力的黄种人的民族联系起来，但是这将坐实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所宣扬的那样，儒教文化国家结成联盟对抗西方文明，从而 为全世界带来巨大的不安和阴影，这也必将损害两国的利益。如果中俄再加上伊朗或者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结成全面的排他性联盟，这也是在印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 论，俄罗斯虽然也是基督文明国家，但所信奉的却是基督教的旁支 — 东正教，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一般把俄罗斯看成是“非我族类”。因此这样一个排他性的结盟也会被理解为儒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 文明，从而带有强烈的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的特征。这也显然不符合时代潮流。
因此笔者要提出一个新概念，那就是议题式结盟。当今世界各国的结盟不再是单纯的理念结盟（比如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间的结盟（如 儒家文化，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等），也不再是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军事结盟（协约国－轴心国），而是一种复杂的结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是 多层次和立体的，依照不同的题目和问题各国可以进行多样的排列组合，结成不同的联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笔者称之为议题式结盟关系。比如按照经济议题各国 可以组成联盟关系，但这样的联盟不是以消灭另外一个联盟为目的，而主要是维护本联盟内部的经济利益（比如欧盟，东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按照政治议题 各国也可以组成联盟关系（比如致力于非洲统一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按照能源议题各产油国结成的联盟关系（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根据地缘政治和反 恐结成的联盟关系（比如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跨地区经济沟通的联盟（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两个在某些领域里对抗的国家可能在另外一个议题里却是结 盟的国家，比如中美两国既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包围和反包围，又有经济的合作和结盟。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和中国在不同的经济议题上的合作将 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会放弃在中亚和伊朗的地缘政治的争夺，相反，双方在这个议题上的斗争会更加激烈。这两种相反、看似矛盾的发展会长期 同时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全面的敌人，也没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都将视议题而订，这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结盟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IV 中国的结盟方向和策略
笔者将在这里从中国的地缘安全和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次序的角度提出中国未来15到20年的大战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当前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美 国对我们在地缘政治上的挤压让我们面临的生存性危机（如伊朗和中亚问题）和美国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垄断形成独霸的局面。笔者提出的具体战略思考是：
（1）强俄
美国成为独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和苏联解体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的战略格局和地缘形式。俄罗斯的历史性衰弱让俄国经历了 空前的地缘大灾难，欧亚大棋盘的战略边界被重新划定，俄罗斯丧失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国也从苏联解体中部分获利，中国通过与俄罗斯缔结边界和平条约让中国 北方遭到严重威胁的战略局面得以改变，中国也能够进入中亚诸国谋取中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中国成为中亚地区到伊朗的重要棋手。
但是俄罗斯的衰弱也让全球均衡的战略格局被打破，美国得以肆无忌惮地对亚洲大陆上黑洞区域和巴尔干地区进行插手，美国人已经借反恐的名义无声无息进 入了阿富汗和中亚，让中国的战略出口 － 大西部受到严重的地缘政治威胁，如同芒刺在背。美国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让北约的边界一直抵达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俄罗斯经历了 地缘大灾难后又经历了北约咄咄逼人的战略包围。欧美甚至策动乌克兰进行颜色革命，让这个俄罗斯文化和精神的发源地远离俄罗斯。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失去，却不 能失去乌克兰，失去了乌克兰的俄国很难说自己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精神残废的国家。欧美甚至要对俄罗斯同文同种的白俄罗斯下手，彻底剥 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残缺的一点点尊严。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刻意识到：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国内的某些分析从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立场出发, 认为俄罗斯是历史上夺去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的蚕食鲸吞让中国失去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大部分领土，并策划了外蒙古独立。对中国来说，俄罗斯是仅次于日 本的加害国，因此中国应当落井下石，乘机削弱俄罗斯，中国可以大量收复失土。也有人从简单的“远交近攻”的角度来看待中俄关系，认为中俄两国互相接界，中 国的“得”就是俄罗斯的“失”，中国的“失”就是俄罗斯的“得”。因此中俄两国只有利益冲突，而没有合作的可能。中国应当连接远方的欧洲来削弱近处的俄罗 斯，可以获取最大的地缘利益，永久地削弱侵略成性的俄国，新时代的远交近攻仿佛跃然而出。
这两种看法都是完全不正确和错误估计了当前形势的。如本文开头所讲，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但也不应该干扰我们今天的大战略。当主要矛盾一经确定（美国 独霸欧亚大棋盘和世界），其它的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俄历史问题），我们决不能让过去的问题来干扰我们今天的生存。想想唇亡齿寒的道理吧，虞国国君贪图 小利让晋国借道攻打虢国，结果两个国家一起灭亡。中国和俄国今天当然不会被灭亡，但是却会被削弱、颠覆、分裂和分解。当俄罗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国家而彻底失 去世界大国和世界棋手的地位的话，美国也许会先分给中国一些甜头，然后就会把所有的矛头对准中国，进行肢解中国的战略计划。想想看日本右翼和台湾极独分子 讨论的把中国分成七个国家，让中国成为再也没有“侵略”能力的国家的讨论吧，这绝不是空穴来风的讨论。我们真的应该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呀! 完全用地缘政治的“得”和“失”和远交近攻来看待中俄关系也是刻舟求剑，用过去的逻辑来分析今天的问题。美国的军事投射能力早就超越了过去简单的地缘政 治，把欧亚大陆许多远离美国边界的国家变成自己国家势力的延伸，把许多战略要地变成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个时候的主要冲突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相邻 国家的冲突，因为美国能自己划定边界，把美军投射到和中俄相邻的地区，任意挪动美国势力范围的“边界”。这时候，再简单地谈远交近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世易时移，今天的国家安全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规则也被彻底修改了。
中国联欧弱俄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欧盟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超国家体，成为真正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级，现阶段来看是很难说的。欧盟内部复杂的矛盾和美国 的介入更让欧盟统一蒙上浓厚的阴影 （见中国崛起策八）。美国势必会尽一切力量发展欧盟内部的均势，让欧洲国家互相牵制，阻挠独立的欧洲防务。即使欧洲整合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很难说欧盟 是否会选择与中国结盟。由于欧洲国家与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即使今天欧洲人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感兴趣，对美国政府越来 越反感，但是真正要让欧洲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二择一的选择，欧洲普遍的民意一定会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国。 欧洲人的普遍观点基本是这样：美国虽然不够好，但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超级大国，胜过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欧在文化、宗教、政治制 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近和亲近远远大过他们之间的分歧。想想看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在美国强势干预下被搁浅的政治现实吧！我们甚至不能排除欧盟成为世界独立的一 级后有可能会与美国携手构筑西方文明永久的霸权地位，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恐怕又要被大大地改写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欧应该多加强各个领域的战略对 话，但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跟欧盟缔结全面的盟友关系至少在20年内是不可能的，联欧制美，联欧弱俄，都不是可行的战略，也不值得我们花力气去白作 功，跟欧盟的关系还是更多的以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为主。当然笔者不排除20年后或是50年后欧盟与中国是否会发展出那样的结盟关系，因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 有可能发生的，不过那样的讨论对今天的中国国家利益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不值得在这里多着墨。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和俄国在多项议题上需要发展结盟关系，这是今天历史的需要。中俄两国结盟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俄国人，或是俄国人特别喜欢中国人， 双方结盟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俄罗斯战略上被挤压已经达到它能承受的顶点，中国也深深感受到从东西两个方向的战略压迫。中俄结盟是不得已，但是双方在许多议 题上一旦结盟，就发现中俄两国的结盟是优势互补、双方获利的战略结盟。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缺陷是军事实力不够强，在许多地区政治影响 力不够大。俄国是世界军事大国，具有超强的军事震慑和打击能力，由于前苏联的政治影响强大，俄罗斯在世界许多重要地区依然发挥着政治大国的作用。俄罗斯的 缺陷是经济实力虚弱、贫穷，跟世界其他大国不成正比。有钱没枪的中国和有枪没钱的俄国一旦结合起来，就能在许多议题上有效地遏制美国的独霸局面，让中俄两 国同时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说来中俄必须在以下问题上紧密结盟： a.针对美日军事同盟，中俄同时感到巨大的战略威胁，于是中俄在此议题上结成针对美日军事同盟的中俄军事同盟，中俄同盟略弱于美日同盟，但也基本建立了战 略均衡格局。b.中亚五国和伊朗问题是中俄的生死线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线，中俄的战略联合不仅为双方注入了强心剂，也可以吓阻美国吞并伊朗的阴谋，让美国 的军事侵略野心难以得逞。c.中俄还应当在中东建立针对中东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和“阿以冲突”议题的同盟。中俄共同发出的强音会让两国同时成为中东地 区重要的棋手以平衡超级棋手美国独霸的局面。在中东议题上中俄如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是单打独斗进入该区域都有可能让双方共同边缘化，造成没有多 大发言权或是发了言也没人听的局面。d.中国和俄罗斯应当在南亚印巴问题上结成南亚议题同盟。印度是新兴强国，巴基斯坦是地缘上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美国同 时在拉拢印巴两方，想要两方通吃。印度不放心中国，巴基斯坦却是中国的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印度过去跟苏联关系特别好，是俄国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却跟俄国 的关系一般。中俄应该利用各自的优势各拉住一个，中国让巴基斯坦，俄国让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双方共同努力发挥双方的优势，让印巴两国达成历史性大和 解。如果能走到那一步的话，中国就能打开中印关系的死结，开创全新的局面。鉴于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的领袖，因此拉拢印度入盟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双方应当力 阻美国把印度拉过去，给中俄组成新的地缘灾难。
就当前的局势来说，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也将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不仅不应该落井下石，反而应当通过经济贸易和金援加强俄国的实力。一个经济过于疲 弱的俄国可能会失去世界棋手的资格，让中国陷入完全的地缘困局和战略包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国家的整体战略就失败了，我们在欧亚大棋盘上的回旋余地就 被大大缩小，可能棋到中盘就会弃子认输。今天的基本战略格局是：弱俄就等于弱中，强俄就等于强中。中俄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没有内斗空间，只有强强结合，谋 取生存。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应当是平等的双领导的关系，不存在着谁压倒谁的问题。中俄的结盟第一次突破了一方占主导地位、领导另外一方的局面，中国也不 要因为经济的强大和富裕而洋洋自得，而要领导俄罗斯。俄国是世界大国，有大国基本的尊严，欧盟和北约的过快东扩羞辱了俄罗斯，剥夺了俄罗斯的大国尊严，这 是导致俄罗斯转向中国的重要原因。中俄一定要防止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挑拨离间，中俄同盟越稳固，西方世界就会越重视双方，双方就能越好地捍卫双边利益。
（2）强法
中俄在许多区域议题上结成“议题式同盟”是保障两国战略安全的根本。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中俄如果要促进世界多级格局的形成、结束一超独霸的局面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光依靠两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两国都不是西方国家，容易让他国有“东方对抗西方”的联想。
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议题上，中俄两国当然也互相离不开，但双方必须寻找到一个有实力的、有独立意识的、有独特文化和影响力的、不满足国际 政治和经济现状的西方国家。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有雄心没实力，英国有实力没雄心，德国有实力有雄心却没胆量。只有法国人既有雄心，又 有实力，还有胆量敢于在国际一切场合向美国的霸权呛声。德国在施罗德时代也差点把德国带上了世界独立的一级，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差点形成巴黎－柏林－莫 斯科反战同盟，这是美国最恐惧的联盟，美国尽了一切力量拆毁了这个同盟。随着右派的默克尔政府上台，德国重回美国的怀抱，再次建立了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而 施罗德敢于向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呛声的举动是二战以来唯一的一次，恐怕也是绝响。今天法德俄同盟已经灰飞烟灭，不再是欧洲政坛的一个话题。这里反映了德国人 深深的困境，尽管德国人已经被认为是欧洲良民和世界好公民，德国已经对二战中纳粹的罪行做了最深刻的反省和悔罪，德国也取得了完整的国权并实现了国家的统 一。但是德国任何对世界独立一级和地缘政治的追求都会在本国内被反对党视为是不能容忍的，德国周边的国家也会立即关注而再度引发对过去历史的痛苦回忆。因 此对比日本被“硬限制”（美军军事占领），德国事实上是被“软限制” 了（道义上的约束），对过去纳粹德国侵略历史的记忆让欧洲许多小国对德国怀有永远的怀疑和偏见。哪怕是德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也会被美国人抹黑成“德国新 纳粹复活了”。因此德国完全成为世界独立一级的前景并不乐观。相比较而言，法国人有独立的传统和性格，是天然的反霸重要成员，是天然的多级世界的支持者。 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发挥的独立精神和勇气塑造了今天法国人的民族性格。法国在今天欧洲联盟陷入困境的时刻自身也感到非常失落，因为欧洲人的独立 － 法国人最大的梦想看起来是那么近，实际上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山姆大叔的介入让骄傲的高卢雄鸡深深受到挫折。北京和莫斯科给予巴黎的支持将提高法国国际地 位，让法国从欧洲的法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法国，让法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强法）。法国虽然经济不如中国（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却远远好过俄国； 法国虽然军事不如俄国，却要好过中国。法国还在世界许多地区（西非、北非、中东甚至是加拿大部分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世界政治大国的作用。法国还属于西方自 由民主国家，在加上璀璨的法兰西文化和民主革命的传统，法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作用是无法被替代的。
中法俄在建立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新次序的结盟将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有钱的中国，有枪的俄国和有强大软实力的法国，再加上三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必将开辟国际政治全新局面。
（3）强韩
刚才笔者已经提到了针对美日的军事同盟这个议题中俄也建立了相应的中俄军事同盟，但是我方的实力略弱于对方。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应当尽力松动美日同 盟，尽快实现我国领导人和日本新领导人的会晤。因为元首的互访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展示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象，有利于日本人建立良好的中国观感。中国应 当大力加强同日本人民的沟通，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在美日军事同盟这各议题上我们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我们应当主动出击争取日本民 意，在改善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能够阻止美日同盟变成全面的针对中国的盟国关系，我国在战略上应当考虑强韩，也就是让韩国更加强大，同时促进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 路，让朝鲜的经济实力能够得到恢复。当前，在韩半岛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韩国社会的急剧左转，韩国青年一代反美的情绪扩散，韩国与美韩军事同盟越走越远， 要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和中美进行等距交往的呼声越来越强。二是两韩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几乎失去理智，这种超强的民族主义首先针对日本和美国，其次 也针对中国。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端午节节庆的争端上产生的争议让人看到高丽民族主义强悍的一面，韩国人在修改古代历史上的随意性已经达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 地步。当然，韩国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人和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50年残暴的殖民统治的。我国应当妥善应对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应当让一个具有中等实 力的韩国成为战略上抵制日本的重要一环，正如同东亚千年的历史一样。
鉴于强韩这个题目相当复杂，几乎可以开辟专文来讨论，笔者在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笔者希望提出一些战略思考供大家参考，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对本 文的观点加以补充和批评。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应该不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 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 （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间，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文章完成于2006年9月4日 德国，比勒费尔德
http://zhiqiang.org/blog/437.html
（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生。欢迎引用本文观点或将本文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姓名。）
中国崛起策八：合纵连横下的世界战略格局
文章简介：本文从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格局引出了当今世界战略格局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构建的概念“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来描述当今世界政治的运行机制，并认为中国应当放弃民族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思考模式，采取国家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作者还分析了世界基本战略格局并尝试勾勒出美国长远的战略意图和各大强权（欧、俄、中、日）在迈向世界强国征途中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代两位著名的策士苏秦和张仪根据当时的时局提出来的两套针锋相对的战略。这两位古代的战略家都是奇人鬼谷子的高徒，都分别从师傅那儿学来了各种奇门数术和政治策略，之后两人分别为不同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服务。
苏秦在当时的战国乱象中发现了一个核心的发展趋势，那就是秦国在各大战国的争战中进行了成功的变法，国力大大增强，并攻城掠池，占领了一系列战略要 地如楚国的房陵、魏国的西部和韩国的宜阳铁山，甚至三夺赵国的晋阳。表面上看当时各大战国彼此打得热火朝天，实际上是各国互相有得有失，国“势”都没有增 加，往往是夺去别国一块领土，又被其他国家趁火打劫，丢失一些领土，唯有秦国国势大增，占尽了各国的便宜。苏秦极其准确地洞悉了“秦国独大，诸国临危”的 局势，利用自己优秀的表现能力和口才说服了当时主要六大战国，联合抗秦。因为当时六大战国中的五国燕、赵、魏、韩和楚国从秦国的角度来看分别从北到南呈纵 向排列，唯有齐国和秦国被其他战国和一些小的诸侯国隔开，因此六国联合抗秦被称为合纵。
苏秦的同门张仪也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奇才，当他看到苏秦已经占尽先机，居然拿上了数大战国的相印，串联了六国合纵，于是张仪便投奔到剩下的一大战国— 秦国，开始了他与苏秦的高智商竞争。张仪向当时的秦惠文王提出了一套策略，横向联合与秦国不接界的战国如齐国和燕国，向他们传扬“远交近攻”的理念，其中 心含义是：这些跟秦国不接界的国家参加反秦联盟捞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他国家反秦而夺得的秦国土地，燕国和齐国因为不接界一点也得不 到，损秦的结果是长韩、魏和赵，这些与秦国直接接界的国家将自然而然国势大增。张仪还看中了当时六大战国中的楚国贪图享受、害怕战争，因而心猿意马，于是 他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总之，张仪与苏秦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横向联系部分战国的方式，晓之以厉害，动之以利益，目的在于打动部分战国的心，拆散合纵联 盟，为秦国国家利益服务，他的整套战略被称为连横。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一个宝库，不同的研究者和民众可以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和大量丰富的外 交、战略思想直到今天依然给我们无穷的启发和启迪。苏秦和张仪用今天的术语来形容可以说是超级战略家和外交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很热衷用他们的合纵连横和 远交近攻等理论来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前的世界局势并不完全等同于2500年前的战国局势，尽管有一些平行的相似性，但我们必需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把古代优秀的战略思想和今天的世界局势结合起来。正如围棋的棋局一样：千古无同局。我们正应当分析一下今天的世界局势究竟是如何。
I 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
分析当前世界局势时我必须引入自己思考和构建的一些新概念，因为没有这些新的概念就很难谈清楚当前世界总体的战略格局。
从一般的现象学角度来观察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运行机制会立即陷于许多困惑之中：一方面国际机构和国际法构筑的普遍规则的确在世界争端中发挥着重要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在某些时候被肆意践踏和损害，而侵犯国际法者也依然可以我行我素，比如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进攻。究竟是什 么规则和机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呢？根据观察到的不同现象也有相应的不同的解释模式：新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世界政治格 局，因此认为国际形式不过就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国家利益的总和，强国依旧是世界的主宰；新制度主义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新制度主义者强调由 国际政府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构建了一套世界文化，这套世界文化包含意识形态理念、制度和具体政策，比如人权观念、法制 国家和民主制度等，它们影响着世界上各个国家，世界不再是强国的竞技场，每个国家都受到制度化的国际规范的影响和约束。
我在这里吸收了上述两种论述模式，并增加了一种模式。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当前的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机制和规则同时并存，同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分别是 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又可以分别被称为前现代规则、现代规则和后现代规则。丛林规则，也就是前现代规则，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前人 类各个历史时期通用的规则，具体说来就是一种“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和“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机制，谁的拳头硬，谁就能更好的生存。大国不 断征伐和兼并中等国家和小国，或者是以宗主国和保护国的形式出现，不会受到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制裁和约束。第二类规则是文明规则，也可以被称为现代规 则，它主要指通过国际机构制定的国际法、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这些国际文明规则和国际惯例协调着国际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这一过程始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成立。真正在全球以世界政府形式出现的国际体系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 下属机构如国际法庭和人权组织的建立。国际机构、国际条约、国际法和多边国际协商调节机制让世界各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人类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 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第三类规则我称之为超国家规则，也可以被称为后现代规则，主要是指在某些超越国家的联盟中，比如说欧洲联盟，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受 到超国家体的影响。欧洲国家让度出一部分主权给欧盟，同时许多国家摆脱了传统的国家观念、强国观念和边界观念。今天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就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国 家与国家的关系，双方过去是世仇，历史上两国都极力削弱和打击对方，两国都有大国的雄心想统一欧洲。现在则实现了彻底的民族大和解，成为全天候的伙伴，也 共同成为欧盟统合的发动机。另外，德国主动放弃了奥得河以东到但泽地区传统上属于德国、今天却属于波兰的部分领土，以达成德国和波兰永久的民族大和解，双 方承诺让德波边界变成永久的和平边界。总之，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脱离传统的丛林规则，也逐步超越了二战以来的以国际机构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规则，而深 深地呈现出后现代的特征。
我们在观察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分析国际形式时，必须注意到上述三种机制和规则是同时运行的，这是我们常常对国际局势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根源。比 如说海地危机、东帝汶的独立、卢旺达1994年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伊拉克1991年入侵科威特及苏丹达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在这些事件中第二类规则，也就 是现代文明规则在起作用，或者是起主导性作用，因为国际社会和国际文明规则对这些事件起到了调节、约束和制裁的作用。联合国或者是组织维和部队，或是通过 谴责决议案，或是采取斡旋和调节，以维护上述地区的和平和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另外的一些事件中，比如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 克以及当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都体现了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着第一类规则 — 丛林规则，大国或是超级大国支持下的小国可以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文明基本规则，悍然以军事实力和暴力进攻、侵略并占领其他国家，而相应的世界文明体系软 弱无力，无法对这种侵略行为作出反应，更谈不上阻止和制裁这样的侵略行为。在这样的事件中依然深刻体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强者可以对弱者施加暴力和武 力，而弱者既不具备自卫能力，也没有话语权，无法影响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条例的制定，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任凭超级大国的宰割。在第一和第二种规则运 行的同时，在欧洲联盟内部的确已经迈向人类历史新阶段，欧盟国家已经完全告别了丛林规则，欧洲国家对相互间关系的思考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观念，开始逐步 进入到国家和平联盟、组织新兴国家体的阶段。我们无法拿第一类规则来解释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无法完全拿第二类规则，也就是二战以后的国家文明规则来解释欧 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联盟的确是人类社会的理念创新。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许多国际事件和冲突并不是由单一的运行规则和机制所影响，在同一事件中往往是多种运行规则并存，比如说美国在9·11以后对阿富汗 的侵略颠覆了塔利班神学士政权，这场战争就充分体现了文明规则和丛林规则的结合：一方面，塔利班神学士政权恢复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并禁止一切娱乐 活动，禁止妇女念书，公然炸毁世界文化遗产 — 中亚的巴米扬大佛，并暗中与恐怖主义分子有牵连，早就被联合国制裁，成为国际文明社会的大敌。美国以9·11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为由，意图武力进攻阿富 汗，颠覆塔利班，国际社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虽然有所保留，但却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有一定的同情，对塔利班的神权统治普遍存在着厌恶，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默许和支持了美国军事入侵阿富汗，在这里，现代文明规则在起部分作用，因为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对阿富汗的制裁早就让阿富汗的神学士政权成为孤家寡人，经 济制裁更是让塔利班的实力疲弱，在美国的军事打击下无力反抗，因此国际文明规则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默认间接却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们必 须看到阿富汗战争中丛林规则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依然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军事侵略，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得知塔利班的神学士政权是否真的如美国宣 扬的那样参与了9·11的恐怖袭击，美国在证据非常微弱、而且是在没有联合国的直接授权下军事侵略阿富汗，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体现。只是塔利班 政权不得人心，不仅不容于国际社会，就是许多阿富汗民众都对其非常反感，在这里现代文明规则的运用和介入给美国的军事侵略多多少少赋予了一定的合法性。两 种机制和规则的综合让美国取得了最大的国家利益，既手执明火抢了一片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又利用文明规则没有让美国的侵略激起国际世界的强烈反弹， 因为塔利班形象较差，甚至连当地居民都没有强烈反抗美国入侵，美国坐收了无比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
美国在另外一场战争 —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则远没有阿富汗战争那么幸运，因为美国运用的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要吞掉伊拉克，美国当然也尝试过运用文明规则，想要说服国际社 会，并通过联合国的授权和多边机制来消灭伊拉克，但因为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和道德正当性，国际文明规则拒绝介入或是拒绝为美国的侵略提供道义资源，反而是世 界各地的反战运动严重动摇和剥夺了美国军事侵略的合法性，导致美国只能单单运用丛林规则。其结果是美国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声援和支持，相反得到的是谴责和抗 议，美国自身也在伊拉克陷入泥潭，遭到当地人民持续不断地反抗，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吸引力和软实力遭到空前的损失，美国的国际威望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下 降。两场侵略战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其关键在于阿富汗战争是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的并用，而伊拉克战争中只有丛林规则和弱肉强食的逻辑，导致了国际社 会普遍的质疑和反对，因而在世界公众的眼里美国入侵伊拉克完全是一场非法的战争。
我们在分析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战略形式时必须注意到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主要运行的机制，我们必须正视这两种规则同时并存，不可 偏废其中任何一种。如果我们只认定丛林规则，就极易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泥淖，中国就有可能全面整军备战，到处武装侵略别国，或是收回历史 上属于中国的土地，并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全面投入到军事扩张中去。这是相当有害的，不仅将加强世界各国的“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引起其他大国结成针对中国的 盟国，引起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道德感召力，进而损害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主义，片面地 认为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世界各国已经进入和平文明时代，天下太平无事，中国也不需要和别国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地缘战略的竞争。这样的理想主义错在只 看到了第二类规则 — 文明规则，而忽视了世界总体上虽然是在向文明的方向演化进步，但弱肉强食依然广泛地存在于世界，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一个国家依然有可 能被另外一个国家欺辱和侵略。
即使在最具国际威望的联合国内部和其它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依然是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在共同协调运作：一方面国际政府间的机构和组织制定了大量 的规定、准则、条约和法律来协调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关系和以国际法的形式来解决各国的争端和冲突，与以前的人类社会相比，世界各国的关系出现了 文明化的特征；另一方面，规则和条约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是由强权和强势国家影响下制定的，最为严重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就是美国势力 的直接体现和延伸，尽管这两个组织是以世界国际组织的面貌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更多的是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尽管发展中国家包括不结盟国家和 77国集团要求修改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条例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不断声援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但是建立合理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 依然是长路漫漫，因为制定规则者是国际政治界和经济界的强者，没有他们的让步和妥协是很难想象贸易谈判会有什么大进步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制度 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强国依然主导着国际局势，当然，今天的大国和强国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也必须遵守一些最基本的国际文明准则，但是强国掌握话语权，制定规 则，常常能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控制和影响小国的意志，这是不可否认的。
笔者的思考是：单纯地推行丛林法则和单纯地推行理想主义路线在当今国际社会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采取国家实用主义的路线，一切从国际社会的现实和 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议题和问题采取不同的规则或是综合运用几种不同的规则，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谋取中国国家利益。
II 当今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
当今世界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些象2500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乱象纷呈，矛盾众多，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高潮迭起，民族矛盾、领土冲突、文明碰撞、恐 怖主义、大国角逐、能源争夺、宗教争端、叛乱分裂等无数对复杂的矛盾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高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普及、世界的e化和全球化的 全面展开把人类社会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我们很难在这种乱象和五彩纷呈的发展中分清究竟哪些是表象，哪些是本质，哪些发展才是最具有核心意义的。
回到这个题目上，我们应当怎么判断当今世界最基本的战略格局？什么是当今世界上最基本的战略矛盾？自从19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战略格局的确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衰弱，欧盟的统合，北约的东扩，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 今天的世界格局的确大大不同于20年前。在这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轴，那就是美国独霸世界，成为无可争 议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高科技和军事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全面发展的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在内的整体国力。美国是一个非欧非亚的国 家，却深刻介入欧亚大陆上的任何争端和冲突，无论是在欧洲的巴尔干地区，还是亚洲的高加索、中亚、东亚和东南亚，还是欧亚非三洲间的中东地区，美国的力量 都深深地介入和投放到这些地区。美国还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许多传统的海权和陆权的欧洲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军事盟国，美国还在亚洲有数个同盟国，其中日 本是世界极的经济和科技强国，韩国和台湾也是美国的同盟成员，在东南亚，新加坡等国也是美国的准同盟国。
正如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兴起的超级大国一样，当大国间的势力均衡被彻底打破以后，超级大国必定会走向近一步扩张，谋求永久的霸权地位。美国的战略家 看得更远更深，他们的视野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扩展到外太空和外层空间，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系统正是着眼于取得全面 的霸权，不仅要求美国有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而且要剥夺其他主要大国和战略对手在受到第一次打击后的还手能力，美国的野心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苏联的解体 虽然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覆灭，但由此带来的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让世界更加安全，相反，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一个中等国家和地区强权，这样 的军事实力让整个世界笼罩在新世纪的阴影和寒意中。美国越来越像罗马帝国，不断地进行全球扩张，越来越远离其建国思想和立国精神，渐渐退化成一个超级的 “军事产业复合体”，其全球干预和扩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美国独霸的世界和一个各方面的均势被彻底打破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 整个全球局势失去了基本的动态平衡, 这更加间接鼓励了美国的帝国野心。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学者越来越多地用“帝国”一词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来描述世界格局。在这里，我们有必 要来讨论一下，美国的战略防范重点究竟是什么。
III 竞猜：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文件是什么内容？
我们每年都可以读到美国国防部和五角大楼关于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和战略文件，这是公开的、放在桌面上的文章。我们设想五角大楼还有很多不能公开的、 放在桌子底下的秘密文件，在这些文件中，美国国防部对未来的美国的战略目标作了清晰而又长远的规划。如果有这样一份文件的话，我们可以作一个有趣的猜测， 美国对未来20年或50年的战略规划究竟是什么呢？美国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呢？
我想，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美国独一的超级霸主的地位，并防止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一个可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的出现，这一点应该是毫 无异议的。美国人梦想的是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美国人也可以允许“一超多强”的格局存在，但绝对不允许有“多超（多个超级大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多级格局的出现。那么在美国的长期战略重点上，美国人将以何种次序和优先顺序来处理全球有可能出现的对美国独霸地位的挑战呢？我认为美国人认定的战略次 序和要处理的战略问题分别为 A欧盟的统一和整合； B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C 中国的崛起； D日本积极谋取独立的世界大国地位。笔者下面要分别来谈一谈这四个议题：
- 欧盟的统一和整合
欧洲联盟的统一和整合将把25个不同的主权国家结成一个超级国家体。这些国家包含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和传统的海权及陆权强国，这些国家也是当代全 世界的各种现代理念、思想、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策源地，欧洲甚至是美国立国精神的发源地。美国和欧洲的大西洋同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确保美国 在欧洲主导地位的关键。欧盟25国如果能有效地组成一个超国家体，特别是考虑到德国、英国和法国分别是排名世界第三、第五和第六的经济强国，欧盟的总体国 民生产总值将立即超过美国。如果欧盟追求的是成为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极的地位并致力建立独立的欧盟防务，再考虑到欧洲联盟的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和软实力， 那么欧洲联盟将毫无争议的立即转变成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而且欧盟走向独立的世界一级地位将立即颠覆美国的全球唯一霸主的地位。美国依靠跨大西洋联盟和亚 洲的盟国才能在亚欧两大洲立足，才能参与对世界核心板块中东到中亚地区的竞争。亚欧两边的盟友中跨大西洋联盟是美国独霸世界最核心和最关键的联盟，欧洲走 向独立的世界一极将使美国霸权的基础坍塌，美国的帝国大厦将随着欧盟的独立而失去最重要的柱石，其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将相应丧失。因此美国的战略日程表 上第一要务是防止欧盟走向完全的统一和独立，特别是要阻止欧盟建立独立的防务和军队。
欧盟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第一：在二战后西欧国家依靠同美国的军事联盟和美国的军事保护来抵抗东部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欧洲人对美 国的心理依赖很深，也对美国有一定的感情。冷战对抗最剧烈的阶段肯尼迪总统的一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极大地鼓舞了西方国家阵营的士气。正是这种依赖和依恋之情，让欧洲人缺乏走向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即使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欧洲民 众虽然对美国的反感大增，对美国的对抗情绪不断上涨，但反感是一回事，走向完全独立自主的欧洲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现在的欧盟坚定地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 并追求建立独立的欧盟军队，从而引起剧烈的美欧争执，欧洲国家的普遍民意是不会支持这种作法的。第二点原因是出于欧洲历史上对于沙皇俄国的排斥和防范，和 对之后的共产主义苏联的极端恐惧，让今天的欧洲居民依然对俄罗斯怀着深深的戒心。欧盟和俄罗斯两大世界政治板块的直接接界更是让双方的关系存在很大的竞争 和冲突的可能性。第三：欧洲历史上极为复杂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冲突，让欧盟国家即使在进入后现代时期依然存在很多不信任和相互间的猜忌。东 欧国家在二战以后落入苏联手中，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让这些国家充满了历史的屈辱感。在1989年脱离苏联的控制，加入西方阵营后，东欧国家一边倒向美国， 成为美国分化欧洲联盟最佳的棋子，以牵制其他独立意识较强的欧盟国家。英国则是美国天然的盟友，基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阻挠着欧洲任何统一的进程，为 欧盟的整合设置了许多障碍。德国和法国同为欧盟的发动机，但是由于德国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历史让欧洲许多国家对德国深具戒心。即使德国已经为二战的罪行 进行了赔偿和道歉，即使欧洲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了民族大和解，但是一旦德国牵头要推动欧洲联盟向更加独立的方向发展，就会引起部分欧洲国家的怀疑甚至反感， 担心德国要重新走大国竞争的道路，担心德国新纳粹主义的复活。德国和法国的双领导也引起部分欧洲传统大国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不满，这些国家也想在欧盟统合 中起到和德国法国同样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实力不足而难以做到，因此就对德法主导地位颇有微词。第四：欧盟的东扩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人少好办事， 人多难办事，当欧盟的边界超过了原来固有的边界（西欧）后，由于经济和发展程度的不同，一个越来越大的欧盟整合起来就愈加困难。欧盟的问题在于，必须清晰 的定义欧盟的边界应该到那里为止，如果无限制扩大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考虑到土耳其入盟的议题在欧洲国家不断发酵，欧盟整合的过程又蒙上了新的阴影。
欧盟以上的矛盾和问题让欧盟国家在短时期内很难真正整合成一个国家，而且由于美国传统的势力和干扰让欧洲国家的统一进程被大大地延缓，欧盟要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极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笔者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两个议题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决定还是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放在第二个议题。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损失了近500万平方公里 的广袤土地，在前苏联的领土上新产生了近14个国家。许多战略要地，例如欧洲部分的乌克兰，亚洲的巴尔干 — 高加索地区，中亚五国，都是欧亚大棋盘上的核心地区，也都是从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俄罗斯的地缘损失是无比惨重的，其几个世纪巧取豪夺的土地都被迫一一 吐了出来。俄罗斯的经济还在整个1990年代连续7年负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急剧衰退了40％，其经济实力不仅跟美国不成正比，就是和日本、中国、欧盟诸大国相比都相差甚远。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独立， 美国积极介入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甚至想插手白俄罗斯的政局，车臣叛乱后西方国家的影子都让俄罗斯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侮辱，俄罗斯作为大国几乎是尊严扫地，其 地缘形式受到空前的挑战。
但是俄罗斯1.8万多枚核弹头和超强的军事力量和太空力量，俄罗斯广袤的国土、幅员和资源，俄罗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都是俄罗斯成为世界大国的有利条 件。在吸取了寡头资本主义和休克疗法的教训后，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已经逐渐步入正轨，俄罗斯向世界强国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坚定。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即使 再高速增长20年都是有限的，（因为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而且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是一个中等经济实力的国家，加上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和丰沛的能源和资 源却足以保障俄罗斯在未来世界格局中不可撼动的世界大国地位。俄罗斯在多级世界中必将是重要的一级。
俄罗斯的弱点是战略空间上的困局和经济实力的衰弱，国内的叛乱、民族冲突和人口结构发展趋势急剧恶化都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但尽管如此，俄罗斯的复兴是不可被阻挡的。
- 中国的崛起
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和扩张让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样受到极大的威胁。中国连续2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国际经济界人士难以解释的一个经济奇迹。但是鉴于 今天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和美国还存在着全方位的综合差距，美国较为重视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特别是在15到20年后中国追赶美国将成为国际政 治的中心问题。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每年的实力都在不断壮大，中国可以利用不断扩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来增强中国的军事投 射力量、科技研发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精神奋发向上和不甘落后等天然注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诸多有利条件注定了中国不甘 成为二等强国。中国的缺陷在于地缘战略困局、美国的围堵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转轨。如果中国能解决好国内问题特别是渐进政治改革问题（笔者将开辟专 文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对中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和国内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上升。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是最有可能 超越美国的单一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和21世纪必然的大趋势。中国追赶美国势将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最强音，这一天正在随着中国迅猛的崛起和赶超加速 到来。
- 日本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日本人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可怕的极端民族主义精神和二战以后经济空前的成功让美国人对日本人怀有深深的担心和疑虑，美国人也是对日本人的独特民族精神研究最深刻的（见中国崛起策三）。 美国人可以从德国全部撤军，但绝对会把数十万美军留在日本，美其名曰“保卫日本安全”，实际上为“监管日本的异动”。日本已有的庞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力 量，美国只要对日本松绑，日本可以立即转变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并进而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右翼的愚蠢在于只看到中国的迅猛崛起和想到与中国争夺 亚洲主导权，却不知真正阻挠日本成为世界一极的正是美国。
日本有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一极的现实力量，对美国的潜在威胁也很大。但日本是诸强中前景最为黯淡的。其原因有四。第一：日本二战失败交出侵占亚洲大 陆和朝鲜半岛的领土后，日本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狭小就意味着战略纵深狭小，经不起大战的打击；资源贫乏就意味着非常 依赖国外能源市场，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反映到日本的市场；另外有限的人口也意味着有限的国际市场，日本非常依赖海外市场。第二：日本的战略局面是诸大 国中最糟糕的，岛国四面环海，西面的中国、韩国和俄罗斯都跟日本交恶，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无险可依，只能依赖美国。日本在世界大棋盘上的棋势是“势孤” 局面。第三：对美国的依赖和美军的占领让日本经济即使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世界一极。因为成为世界一级的基本条件是独立的国格和国权，对世界的重大事件有独立 的判断、评论和参与解决的能力，日本由于被剥夺了国权，没有完整的国格，只能成为超级大国的附庸和小跟班，这一条是防碍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最根本的原因。第 四：日本人口的下降和老化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快的，如果没有持续有计划的外国移民的话，日本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亿3000万下降到2050年的9000万， 而那时工作人口只有5000万，届时日本的人口结构将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严重老化的人口让社会的前进失去朝气和动力，科学研发也将大大受到影响，整体的国 民生产总值也将随着人口的减少而相应地萎缩。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未雨绸缪、每年进行计划性的吸收外国年轻移民不同的是，日本出于自身的民族优越感依然排斥 外来年轻移民，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日本政府不改弦更张采取合理的移民政策的话，日本急剧下降和老化的人口结构必将对其社会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总之，当今世界局势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局面：美国独大，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日益明显，而当今世界的其他强国如欧（德法）、俄、中、日 和正在崛起的印度也正好类似战国时期的六国，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但是，这些国家单独都无法抗衡美国的霸权，那么他们将如何进行合纵连横呢？中国将进行怎 样的联盟和结盟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以便为中国崛起的大局创造有利的条件呢？笔者将在下一策里推出“中国大战略 — 欧俄策”来讨论上述问题。
文章完成于2006年8月27日 德国，比勒费尔德
http://zhiqiang.org/blog/428.html
（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生。欢迎引用本文观点或将本文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姓名。）
中国崛起策七：中东危局下的中国利益
最 近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打击让中东地区再次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以色列以首先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为由，高举“自卫反击战”的旗帜，对黎巴嫩进行 了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打击。之所以称这场战争为“不对称”的战争，是因为世人都知道以色列是个袖珍高科技帝国，而且背后有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在历次中东战 争中以色列曾经以一国抵挡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活生生地上演了“小欺大，少胜多”的大戏，让以色列取得了对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心理优势和军事优势。这 次的对手仅仅是黎巴嫩的一个政党和游击队，背后顶多有哈马斯的暗中支持，因此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轻松的小战争，是两个并非同等量级选手的比赛。
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以色列甘冒天下之大不不讳，公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狂轰滥炸，杀伤大量无辜平民和儿童，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呢？ 难道以色列真的是自卫还击吗？为什么那么多的阿拉伯国家并没有采取多少实质性的国际抗议运动，面对同一民族的信仰兄弟惨遭杀戮无动于衷呢？为什么以色列在 进攻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接受国际调停，准备逐渐停火，并逐步撤军呢？以色列想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什么美国一如往常支持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甚至 在以色列士兵大开杀戒和误炸到联合国维和人员时，美国也百般阻挠联合国哪怕是通过一个象征性的谴责议案呢？难道美国不知道自己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阿拉伯 国家中的国际形象已经跌到最低点了吗？难道美国不想争取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民心吗？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得从中东地区历史、文化、宗教和美国的中东战略等不同角度梳理一下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以达到拨开迷雾见天日的目的，否则 在层层乱象中容易掩盖一些本质的问题。本文中笔者设法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个案放到美国的整个中东政策的架构里来分析，而不是单单谈南黎巴嫩问题。
总的说来，在中东地区存在着七大矛盾，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局面。
矛盾一：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矛盾。犹太教是一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因为以色列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也坚信在世界各地 的犹太人在历经亡国和迫害的苦难后必然会重新回到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地区复国。犹太复国主义是1948年以色列成立前犹太民族最强烈的集体信念，耶路撒冷是 犹太民族的圣城，犹太人在哭墙前的悲伤的宗教情怀积淀着千年的民族长恨，远离祖先圣殿之痛、亡国之恨、民族惨遭灭绝屠杀之悲化为犹太人凄惨的哭声，感人至 深。阿拉伯人本与犹太人同源，属于闪-含语系和人种，一般人认为阿拉伯人是旧约圣经中先知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的后代。因此阿拉伯人对犹太圣典中 的先知和领袖人物也加以推崇。只是穆罕默德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大大地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教义，并通过所谓天启古兰经的形式产生了伊斯兰信仰，利用新兴伊斯兰信 仰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部族，其继承者将其一步一步扩展到全球。今天，两个互为同源，宗教相互承接的民族在领土争端、圣城争夺、战争冲突和血腥仇杀后早就 成为不共戴天的两个民族，很少人会在想到两个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仅从面积和人口上来说，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今天是不对称的，以色列实际 控制的区域仅仅为28000平方公里，人口仅600多万，阿拉伯人则拥有22个国家（包括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在内），拥有近三亿人口和超过1400万平方 公里的广袤土地，以色列宛如是在敌对的“阿拉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如果算上广义的伊斯兰地区，加上土耳其、伊朗和中亚诸国双方的实力就更加悬殊。
矛盾二：伊斯兰国家内部教派的矛盾。在历史上由于穆罕默德的继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冲突，伊斯兰教派内部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以 正统自居，认为什叶派是异端。双方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血腥仇杀。由最初的继承问题为开端，两大派别在诠释古兰经的教义上也产生了分歧，因而越走越远，终 至双方的分裂不可弥和。今天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约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的80％强），只有少数国家属于什叶派穆斯林。伊朗和阿塞拜疆全国都属 于什叶派穆斯林，另外在伊拉克西南与伊朗接界的地区也多为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还散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家，几乎不成气候。惟有国土较为 广阔、人口众多和宗教极为狂热的伊朗因为其什叶派倾向成为许多阿拉伯国家中恐惧和防范的对象。1980年代霍梅尼时期伊朗的宗教狂热和进攻性给世人留下深 刻印象。阿拉伯正统教义派国家非常担心伊朗在中东的乱局特别是伊拉克的乱局中乘机火中取栗，把本来属于逊尼派的地区“什叶派化”，因为宗教的正统对于许多 阿拉伯人来说是高于一切的。以色列属于外忧，伊朗在某些阿拉伯国家中则属于内患，其危险性不下于以色列。
矛盾三：大国民族主义带来的矛盾。伊朗人在历史上曾经建立了波斯帝国，也曾经产生了象居鲁士和大流士那样气吞山河的杰出君主。波斯帝国在全盛时曾经 地跨亚欧，国土远及地中海，以后的安息和萨珊王朝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国。伊朗人今天仍以波斯人称呼自己，显示出对悠久历史的自豪感和对历史上强大文明的追 忆，再加上今天特殊的什叶派宗教文化让伊朗人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使命感要扩展自己的文化。
土耳其是今天中东地区最为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由其国父凯末尔开创的现代宪法国家让土耳其成为亚洲继日本以后的另外一个“脱亚入欧”的国家。然而在 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和扩张是土耳其人大突厥主义的源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并攻下了历史悠久的东罗马（拜占庭）帝 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攻入了欧洲腹地，让中世纪基督化后的欧洲国家和罗马教廷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土耳其人也长时间统治了北非、中东和伊朗等国家和地区。这些 国家直到近代奥斯曼土耳其败于俄国和英国后才开始借机宣布独立。今天土耳其人的大突厥主义思想依然很强，土耳其依靠其在突厥国家中相对先进的经济地位大力 支持其他突厥语系国家，企图建立一个大突厥斯坦的网络。
因此虽然同为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一防伊朗，一防北边的土耳其，精力被大大分散。
矛盾四：民族和种族的冲突。从小亚细亚到中亚这片广袤的地区堪称人种库，无数古老的民族在这里生活过，无数征战、杀戮和民族大迁徙发生在这一区域。 读读旧约圣经就知道了，多少大帝国曾经在这里诞生、扩展和覆亡，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不断在这里轮回着。一些民族在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成为赢 家，比如有22国的阿拉伯人；有些民族的统治疆域大大缩小了，如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有些古老的民族消失了，如亚述人和古巴比伦人；有的民族则成为悲情民 族，没有自己的国家。譬如生活在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北部的库尔德人是一个拥有至少4000年历史的民族，几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库尔德人的身 影。然而，仿佛是历史的捉弄，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成为不同国家的居民，常常受到逼迫和驱赶。今天库尔德人建国的热情已经达 到顶点，他们的“分裂运动”在土耳其遭到残酷镇压，许多库尔德人被迫流亡他乡成为难民。有趣的是，他们以我国已故领袖毛泽东为精神崇拜对象，企图以边缘地 区的革命颠覆中心（农村包围城市），从而达到联合不同国家的库尔德居民的目的，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库尔德斯坦。
同时，在苏联分裂后的亚洲的巴尔干-高加索地区，民族情况也是无比复杂。亚美尼亚的居民曾在历史上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行种族清洗，今天仍有国家法 定纪念日来纪念这段悲惨的历史；阿塞拜疆人属于突厥语族，跟土耳其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伊朗北部临近阿塞拜疆地区又有大量阿塞拜疆人，伊朗深恐北部被“策 反”；而伊拉克东南的大量什叶派穆斯林又是伊朗“策反”的对象，伊朗很想分裂伊拉克，建立一个更大的什叶派帝国；同时，借伊拉克战争天下大乱之际，北部的 库尔德人正在筹划从伊拉克分裂出去，支援北部生活在土耳其的库尔德兄弟。
鉴于中东地区无比复杂的民族和种族情况，中东国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很容易被大国利用，来达到控制这一地区的目的。
矛盾五；大阿拉伯主义带来的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后，阿拉伯地区由22个国家统治。一些阿拉伯国家中不断涌现“民族领袖”， 试图统合阿拉伯广大区域。前埃及领袖纳赛尔、被美军颠覆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都属于这一类领导人。鉴于各阿拉伯国家都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 国家主权意识，而且各个阿拉伯国家由于石油储量的巨大差别，也由于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许多富裕的阿拉伯国家特别害怕民粹式的大阿拉伯主义，借阿拉伯统 一的名义来实现财产的再分配，从而让穷阿拉伯人夺了富阿拉伯人的权。这种恐惧不仅存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富裕的石油大亨的心中，也根植于许多经济发达的阿拉 伯国家的普通民众的心中。萨达姆以暴力手段入侵科威特，就是其大阿拉伯思想的具体体现，如果当时第一步成功的话，萨达姆就会继续扩张，力争成为阿拉伯历史 上又一位民族英雄。
大阿拉伯主义深深地分裂了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对于极端贫穷、失业率极高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萨达姆是英雄；对于富裕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卡达尔的中产阶级居民来说，萨达姆是恶棍。一个萨达姆去了，但大阿拉伯思想依然广泛存在，割裂着阿拉伯世界。
矛盾六：“平行国家”的存在带来的矛盾。许多在阿以冲突前沿的阿拉伯国家长期饱受以色列的侵略和凌辱，国家作为一个合法的权利机关已经失去了威望和 基本的统治合法性，也失去了基本的控制力。在贫困的城市街区，人口爆炸、基础教育空白和工作机会的缺乏让极端的宗教思想和基本教义派有了可乘之机，城市游 击队和恐怖组织应运而生，扩展迅速，吸收了大量年青人的加入。许多非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宗教组织甚至接管了部分国家权利，他们训练军队、警察，甚至 还发展了社会福利和社会济贫运动，拥有很强的民意基础。这些势力坐大后就形成了所谓的“平行国家”，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玛斯组织，他们取代了 国家合法的暴力垄断地位，可以在一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内替代国家发号施令。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对这些“平行国家”极为恐惧，害怕这样的组织跨国进入本国，从 而导致自己国家合法政府的解体和瘫痪，以及整个社会的脱序。一些国家甚至希望“借刀杀人”，借用敌人的刀杀掉自己人，真是何其悲也！
矛盾七：石油产量带来的矛盾。阿拉伯国家及其临近国家富产石油，这是阿拉伯国家的幸运，也是灾难的肇始原因。大国通过一切手段介入该地区，甚至不惜 发动战争，涂炭生灵。这正应验了我国一句古话：怀璧其罪。不仅大国竞相角逐于中东，就连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常常为石油管道的流向和领土争端而发生冲突和争 执。
以上七种矛盾成为主要大国超控的手段，特别是鉴于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远远不及美国，欧洲联盟主要国家也只能在区域和谈中 起到有限的作用，美国在中东的作用是很令人玩味的。美国很好地利用了近东到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文化、宗教和国家间的矛盾，深刻看透阿拉伯国家的集体 心理，是美国在中东的博弈能每战必胜的重要原因。美国著名的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欧亚大陆是世界中心，中东 则是欧亚大陆中心，而苏联的解体产生了亚欧大陆的黑洞和巴尔干地区，也就是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五国，鉴于这些区域还没有大国能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地缘位 置极为重要，紧邻世界几大油库，是美国战略上必争之地。回到一开头笔者提出的问题，很多难解之处从美国中东战略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了。
（1）为什么美国入侵伊拉克和以色列军事打击黎巴嫩南部，广大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却没有很卖力地去抗美援伊和抗以援黎，甚至 连声援都不是很积极？道理很简单，许多阿拉伯国家害怕大阿拉伯主义，把萨达姆看成是祸水，还有出于对“平行国家”真主党和哈玛斯颠覆阿拉伯国家传统秩序的 担心，许多阿拉伯政府希望借美国和以色列的铡刀铡掉萨达姆和真主党，颇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这一点，美国人是看得很清楚和很透彻的。
（2）为什么美国在阿以冲突中从来都是全面偏袒以色列?为什么美国不担心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因为美国的不公正而反美，进而损害美国在全世界核心地区的 利益？这里我要运用“石油美元共同体”一词来描述海湾国家高层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虽然伊斯兰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民意早就已经沸腾，美国的国家形象在 这些国家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点，民众反美的情绪已经上升到极点，但是海湾诸国的高层早已腐败，跟美国的合作符合这个阶层的最大利益。在全球石油贸易中，不 仅卖家市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非常重要。稳定可靠，信誉良好和财大气粗的买家市场可以让海湾石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美元，这些石油美元有利于海湾石油国家 高层维持自己穷奢极欲和挥霍无度的生活。美国和阿拉伯石油国家高层正是维持了这么一种关系，美国需要源源不断的石油，海湾国家需要源源不断的美元；相对应 美国可以持续地用美元购买石油，而海湾国家未必能永远提供石油。但是至少现阶段，美国的美元已经成为海湾国家维持国内稳定统治，利用石油美元在本国进行分 配，提高本国人民生活，安抚国内民众情绪的利器。同时统治阶层更是从中大大地获取利益，维护本国落后时代潮流的君主统治。美国国内的政治精英阶层许多人都 和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密切联系，比如布什家族、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副总统切尼都和沙特的石油大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9.11事 件发生后，多名可能涉嫌对恐怖分子进行财务支持的沙特人被顺利放行得以离开美国，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所谓的“大中东民 主计划”是多么的苍白和缺乏说服力。既然美国要输出民主，那么全世界所剩无几的依然维持封建君主制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应是民主的头号传播国。事实恰恰相反， 美国从来都不热中在美国的这一势力范围输出民主，美国很致力于维持现状，具体说来就是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如果这一地区实施民主选举， 很可能如同巴勒斯坦和伊朗的民主选举一样，反美的政党被选上，美国的势力范围被终结。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
（3）既然阿以冲突是各类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为什么那么多的阿拉伯国家没有团结一致，共同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尤其是幅员广阔、石油产量世界第一的 沙特阿拉伯从来没有牵头进行反以联盟，原因何在？除了美国和阿拉伯石油大亨结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美国影响着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治格局外，阿拉伯国家 的多方位考虑是重要原因。
以色列虽然很小，却拥有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全民皆兵。如果要打一场全面的战争，阿拉伯国家就得面向西面战线。当双方展开决战，实力都被削弱 的时候，东线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朗可能乘机全面崛起，成为战后最大的赢家。伊朗不仅有扩张的文化和宗教动机，而且有扩张的实力。北线的土耳其虽然也是逊尼派 穆斯林，但是大突厥时代的光荣历史和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带来的英雄情结也让土耳其人难免在关键时刻蠢蠢欲动，可能借机向南部扩张。这两种可能性决不是臆测。 今天土耳其已经是美国在这一地区重要的盟国，而且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中少有的和以色列关系火热的国家，这当中是否蕴藏着对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威胁，还不可 知，但是阿拉伯国家普遍对土耳其有所防范，却是公开的秘密。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也是阿拉伯国家竭力把祸水（萨达姆·侯赛因）往东引向波斯伊朗的一场残 酷的战争，萨达姆本人也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伟大的阿拉伯英雄，抗击波斯人的扩张。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坐山观虎斗，逍遥地看伊拉克和伊朗进行战争，颇有点像二 战中英法将祸水纳粹德国引向东线进攻苏联，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故事。如同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一样（希特勒在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随即 挥师西线，法国终于遭殃），萨达姆在两伊和平协定签署后随即南下进攻了科威特。
总之，阿拉伯国家鉴于历史教训害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生恐自己的老窝可能被崛起的伊朗人抄掉，也担心全面战争开启后也打开了另外一扇“魔鬼之 门”，那就是复杂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被点燃，许多民族借机掀起新独立浪潮，让整个中东和阿拉伯地区陷入历史性的大解体，那将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是富裕 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要竭力避免的。
阿拉伯国家这种集体心理早已被以色列人看穿，看穿弱点后以色列在中东危局中就可以放手地去以小搏大了。美国人更是懂得这其间的微妙和洞悉阿拉伯人的 软肋，最好地利用了其间的矛盾。美国人俨然以阿拉伯人的保护者自居，因为美国可以有效地阻挠土耳其人的野心，而且美国的军事存在也遏制了伊朗人可能的扩 张，美国还帮助富裕的海湾阿拉伯人铲除了大阿拉伯主义领袖萨达姆，让利雅得的石油大亨们松了一口气。美国人也暗中支持具有强烈分离倾向的库尔德人,只有美 国才能有效约束库尔德人可能的冒进。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让美国人吃定了阿拉伯人，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对自己的同胞惨遭杀戮时，不敢 或是无力去大声抗议，相反他们却无比依赖美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地区安全上。阿拉伯人的集体民族性格在这里显示出了极大的缺陷：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富 裕了则沉湎于享乐，贫穷了则易采取极端行动，缺乏远大目标和雄心壮志，缺乏长远的理性行为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美国同时掌控 敌对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俨然以地区仲裁者自居。
（4）以色列这次进攻黎巴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色列、伊拉克和阿富汗是美国人在世界核心板块的三块“飞地”，之所以说他们是飞地，因为这三块地区 并没有连成一片，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间隔着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约旦，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隔着伊朗。三块飞地中的两块是美国借反恐的名义硬抢来的，而且处在极 大的不稳定状态中，只有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稳定的盟友，以色列的势力几乎可以等同是美国实力的自然延伸。自从六年前以色列主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 来，以军的震慑力在阿拉伯国家中有所下降，再加上以色列自从第五次中东战争以来已有20多年没有打过大仗，阿拉伯周边国家的极端穆斯林组织和游击队开始怀 疑以色列的战斗力量。黎巴嫩真主党的主动攻击既是想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立威，也是要试探性地看看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反映。以色列向来崇信“以牙还牙，以 血洗血”，立即抓住了这个练兵和重新对阿拉伯国家建立震慑力和军事威望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反映也是一种生存本能，如笔者前面所述，在“阿拉伯汪洋大海 中”被包围的以色列不允许有失败，阿拉伯国家虽然一败再败，但依然有22个国家和三亿人口，依然有庞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以色列只要连败两三次 就可能有亡国的危险。因而以色列人每战必胜、每战必狠的信念很强，不打则已，一打就要痛击对方。美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每次都会全力支持自己的盟友， 以全力保障以色列的生存和自己在中东最重要的一块飞地。
因此以色列这次的攻击不是要重新打大仗，而是在于试图重新建立黎巴嫩南部到本国的缓冲区，让真主党的威胁不是那么直接。更重要的是要再次树立以色列 人面对阿拉伯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让阿拉伯人不敢轻举妄动。因此，真主党的冒进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树威的机会，惨痛的是：大量无辜平民遇难，千千万万的南黎 巴嫩居民无家可归。
综上所述，美国在地球上最重要的棋盘上利用多种不同矛盾成为中东到中亚地区当之无愧的最成功的棋手。美国不仅直接掌控三块飞地，而且还有一系列相互 处于竞争或敌对关系的重要盟友，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约旦、土耳其、以色列和各国的分裂势力如库尔德人，大有囊括整个中东地区的架势。借助9.11以后的 反恐战争，美国向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提出美运输机飞越领空、美飞机在不同机场加油和建立美军军事基地的要求，并已经在数国内建立军事基地。美军一到某 国，就会尽力延长在此区域的停留时间，而不愿意离开。不过美国的霸权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伊朗和叙利亚是本地区公开向美国叫板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是防碍 美国的三块飞地连在一起的国家，成为美国的眼中钉。
作者在中国崛起策二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得伊朗者得天下，因为伊朗是联系西亚、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核心枢纽国，是联系世界上最重要产油区、海湾和内湖 的国家。实际上美国在反恐战后最重要的战略行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为伊朗作绞索。伊朗正西方的伊拉克、正东方的阿富汗被美军直接占领，伊朗西北边的土耳其 是美国的铁杆盟国，正北的阿塞拜疆是美国势力全面渗透的国家，美国已经建立军事基地，伊朗隔波斯湾相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敌视伊朗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绞 索在从各个方向向伊朗拉紧，伊朗的空前危局不可不察。事实上伊朗面临国际制裁也要发展核武器和伊朗领袖出格的表演很可能是伊朗在危局中一种强烈求生存的反 应。
因此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策略性结盟事关整个欧亚大板块的格局。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多次强调欧亚大陆的地缘黑洞—中亚五国一样，作者 准确地预见到了主要强权在地缘黑洞的争夺。但作者当时还没有想到伊朗的战略地位岌岌可危，因为这本书成书尚在9.11以前，那时候伊拉克和阿富汗尚未被美 军直接占领。今天美国虽然在伊拉克陷入困境，但在战略上却处于大优的局面。当然，美国过于膨胀的自信和肆无忌惮对别国策动内部颜色革命终于引起中亚国家警 惕，中亚数国逐步驱除了美国的势力，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跟美国彻底交恶，要求美国关闭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
我们今天应当设想这样一种局面，当美国真正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时，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军事技术援助的陆路通道就落在伊朗东北边的土库曼斯坦和东南边的 巴基斯坦。可以说，这两国是中俄两国进入欧亚板块核心枢纽国的不二通道。当真正的对决时刻到来前，北京和莫斯科应该清晰地问道：这两国是否会对中俄两国开 放他们的国境和边界？而且要考虑到中俄两国不直接与土库曼斯坦接界，中间还隔着其他的斯坦国家，这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届时会开放他们的国家和边境吗？因为 在这个利益当先的世界，盟国顶不住压力和利诱而转向不是不可能的。要始终记住国家与国家之间永远不变的定律：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 利益。我们真的应当未雨绸缪，早作准备，而且一切按照最坏的打算准备，以求得较好的结果。
当务之急是北京和莫斯科应当紧密合作，双方不存在内斗的空间（笔者将在下一篇策论中详细谈中俄结盟），双方应当继续巩固和扩大上海五国的合作空间， 防止美国重新杀回中亚五国（这几乎是必然的）。中国应多利用经济杠杆，将中亚五国牢牢稳固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让大家结为真正的利益联盟和命运共同 体。中俄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应当就伊朗问题进行联合沙盘推演和联合军事演习，就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周密的准备，对一切可能的疏漏进行预先估算。
在中东，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还很弱，我们在自身增强对中东的关注和加强在中东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应当积极鼓励俄国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中俄也应当 在中东议题上相互靠拢，妥善协商，发挥俄罗斯世界政治大国，和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互补优势，相互弥补实力不够全面的不足，共同在中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中 俄应当积极介入地区冲突，对突发事件、冲突和战争进行斡旋。当中俄联手，如果加上欧洲联盟的话，才能谈得上恢复中东地区的均势。
防止美国独霸欧亚大棋盘的大棋局依靠的是好棋手，这盘大局在21世纪初正徐徐地展开，中俄两大棋手准备好了吗？
http://zhiqiang.org/blog/397.html
（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生。欢迎引用本文观点或将本文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姓名。）
中国崛起策六：从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谈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随 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不断深化，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当前，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意 识形态领域占有全面主导性的地位，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西方媒体、政治家和大众舆论如何看待中国，他们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评价，他们的中国观中存 在着哪些主要的偏差和误解，都应该是我们积极了解的重要信息。
国家软实力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言的。国家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国家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 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同等重要，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只有在软实力和硬实力同等强大的情况下才能算是一个 真正的强国。在软硬两种实力中，硬实力是基础，是创造软实力的重要的物质条件；软实力能增加一个国家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有助于通过文化或是制度上 的吸引力增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
当然，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政体中存在着软硬两种实力不相符合和不相协调的情况，需要具体看待和分析。一种是硬实力强大，软实力疲弱甚至是完全 缺乏的国家，比如20世纪的纳粹德国和苏联。纳粹德国一度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超群的国家，但由于其军事侵略扩张、鼓吹种族主义和反人类的暴行成为全世 界人类文明的公敌，当然谈不上有任何软实力。苏联在二战后跃升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并且以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自居，成为两大集团中共产主义集团的 龙头老大。苏联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堪称强大，硬实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政治上极权主义的KGB统治模式，经济上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 义在全球的扩张，使得苏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上毫无吸引力可言，而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感的模式。即使在苏联强行控制的卫星国东欧诸国中反抗苏联的 统治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苏联是一个不平衡的“瘸腿强国”，一方面硬实力非常强大，另外一方面软实力却严重缺乏。第二类是硬实力比较 薄弱，而软实力上却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比如希腊和意大利，两国在今天属于硬实力寻常的国家，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位居世界第七，但对于世界经济来 说没有显著的影响力；希腊则是发达国家中的后进国家，不仅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就是人均GDP也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但是没有人今天会否认，古希腊、 古罗马的文化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古希腊的哲学思辩和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今天仍在方方面面影响和形塑着西方国家，可以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源 头。今天希腊和意大利依然有着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两国不属于世界强国，但两国的文明成功地转化成西方现代文明，成为软实力较为突出的国家。印 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归类到这一类型的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和印度文化影响着南亚诸国（尽管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信仰伊斯兰教，斯里兰卡主体民族信仰佛 教，尼泊尔的宗教信仰纷繁复杂，但这些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印度文化影响的痕迹），从印度发源的佛教则影响了世界各地近三亿的佛教信徒，并涵盖了东亚诸国 家和地区。但今天印度的硬实力则依然有限，总体国力还不具有世界强国的实力，软实力较强，硬实力较弱是印度的特点。第三类国家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比较强大 的国家，当前只有欧盟和美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考虑到欧盟是新兴的超国家体，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只有美国够资格被称为同时具有强大硬实力和 强大软实力的国家。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拥有庞大的经济产出，强大的科学研发能力和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在软实力领域美国的法律制度、民主政 体，美国自由开放的移民文化，美国的快餐文化，美国的电影和音乐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世界各国的精英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式英语则通行全球，成为国 际领域交流的“世界语”，世界目前尚无任何语言可以取代英语的国际语言地位。尽管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大大受损，但不容否认的是，美 国本身的吸引力依然巨大，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仍然把移民美国看成是首选，很多人谈到移民美国的原因时常常说：“美国比较自由”，“美国 社会很开放，不排外”，“美国机会很多“，“美国很民主，而却是个人人遵守法律的国家”。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全面和正确，但这反映了一个国家在软实力上所具 有的吸引力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益处，会让国际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国，反过来增强该国的科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提高其硬实力。提高软实力，应该 是崛起中的中国一个重要话题，它应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也同时提高，帮助我国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影响力。
鉴于这个题目内容非常广泛，笔者打算在这一篇里从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谈起。在中国崛起策的最后一篇笔者将谈论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总的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印象和报道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迁。1990年代由于诸多原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报道相当负面，在大众媒体和新闻报道中 中国的形象已经几乎被妖魔化，对中国的报道总的来说不多，一旦有报道，多数情况下总要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挂钩。西方的报刊、杂志和 电视传媒对中国的报道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和偏见，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成了一种“政治正确”。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逐渐 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力，也由于西方世界对于美国违反国际法和世界民意入侵伊拉克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分裂，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和正面报道 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繁荣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机会和经济利益让西方国家不得不调整眼光正视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的媒体和舆论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报道 中国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仅报道中国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加，篇幅也越来越大，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也越来越多，而且报道中国的题材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再是局限 于以往的民主、人权和政治体制的主流话题，而是更多地报道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能源政策等话题，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包括艺术、历史、考古发现、文 学、中医甚至流行文化，也有不少报道聚焦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西方国家中在最近几年内也产生了汉语热，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学习汉语，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 人去中国留学、实习和工作。当然，我们在看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日趋客观和积极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地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正面地看待中国。西方媒体对中 国的报道虽然日趋正面，但是由于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也由于中国国内还存在着一定的人权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问题，西方国家的 中国观也是多元的和不同的。
一般来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开放政策时，报道多趋于积极和正面；在报道中国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 人权状况、民主法制和中国政治体制时，报道多趋向于消极和负面。当然，近年来西方媒体也罕见地出现了要求客观中立认识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渐进改革的呼声， 认为中国温和渐进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的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俄罗斯等国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导致了这些国家长时间的动荡和不安，间接延缓了这些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 程。虽然这样的观点不是主流观点，但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部分媒体人士越来越愿意更加深入地认识剖析中国，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意识形态的偏 见来攻击中国。
中国人和西方人常常由于文化差异、政治制度差异和对某些问题认知上的差距产生误解和认识偏差，有些无心的误解和误会往往会在无形中影响到中国的国际 形象。下面笔者将根据自己在德国留学生活多年和在欧洲诸国游历的经历谈一下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和误解，进而就如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和提 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I．中国和西方常见的认知差异和认识偏差
1．语言认知上的差距。
在中国某些含有积极意义的褒义词语和政治术语有时候在西方却是含有负面意义的贬义词语和术语。比如说“共产主义”一词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 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事务的追求和献身，代表着一种完美而又理想的人类政治制度，也代表了革命理想主义和早期革命者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和社会语 境中“共产主义”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词语，“共产主义”早就被妖魔化，西方人一提到“共产主义”联想到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美好的社会政治制 度，在媒体长年对“共产主义”集中负面的报道后，一般民众听到“共产主义”往往会有恐惧的感觉，大家在集体意识中会联系到冷战时代苏联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围 困，联想到苏联KGB的特务统治和极权主义，联想到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联想到粮食匮乏和饥荒（笔者无意卷入任何意识形态之争论，而且认为共产主义虽然经历 了很多偏差和弯路，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仍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假设没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就很难想象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建 立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现代福利国家。笔者只是在这里客观分析中国和西方在看待这个词语上存在着哪些差距。）一般来说，一个对中国比较了解和抱有好感的 西方人是较少用“共产主义”一词来形容中国的，一个对中国发展变化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有时候会问中国人“中国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某些 对中国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会直接以陈述的口气说：“你从中国来吧？中国，我知道，那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般来说，当一个西方人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建 立市场经济和中国的文化时，他们对中国是持正面和肯定的态度，当他们一提起中国就谈到共产主义时，这类人往往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是在用过去冷战的观点看 今天，并对中国作出非常否定性的论断。由于“共产主义”一词在西方被严重扭曲和妖魔化，和共产主义思想相关的词语也受到影响，其含义与在国内环境中大有不 同。“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带有负面含义的词语，但其负面的程度要大大低于“共产主义”一词。尤其欧洲是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在不同 的欧洲国家，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在北欧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和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都长时间执政，因此欧洲人对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从 本质上并不反感，只是由于对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共产主义模式的强烈排斥情绪，才进而波及到对社会主义整体观感的。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国 家，尤其在欧洲国家也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资本主义象征的是资本家对劳工阶层无情而又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以及极其恶劣的劳工生产条件，很低的工资， 完全缺乏的社会福利系统。资本主义代表的往往是早期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和原始积累阶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并不具有正面意义。一般来说，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 欧洲许多国家，都不再用资本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制度来描述自己，比如德国称自己的发展模式为“社会市场经济”，北欧国家称自己为“社会福利国家”，英国也一 度称呼自己为“福利国家”，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不再用资本家和劳工来描述劳资关系，而采取比较中性的“雇主”和“雇员”一词。因此确切地来说，“共产主 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今天在西方国家都不是正面的褒义词语，其中“共产主义”一词的负面意义较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词也带有贬 义色彩，但负面意义比较小。
了解到这些，我国在进行国际文宣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的原则，要尽量少用在西方是含有强烈负面含义但在中国却是中性甚至褒义的词语，具 体地说，要尽量少用共产主义一词来描述我们国家，要更多强调我国是个致力于全方位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文明国家。我国的主流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用在国际文宣场合，但我们不妨更多强调我们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并致力于与国际惯例和国际社会的基 本准则接轨。一般来说，少用意识形态的词语，多用国际社会惯用的术语和大多数国家常常采用的词语来描述我国会有助于拉近我国与许多国家的距离，增强中国的 亲和力，减少许多国家出于恐共传统对我国的疑虑，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以上是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事实上生活在西方，如果大量阅读西方报刊杂志和观看西方媒体，就能发现中西常用词语的许多差距，有的是因为文化差距的原因 产生的，有的是因为认知差距产生的，比如“宣传”、“领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族主义”等词在中国是中性或褒义词语，在国内也常常被 使用，直接翻译成西方语言则会引起西方人的误解、恐惧和反感，因为这些词语在西方是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词语。如果我们能作到认真分析中国与国际普遍惯用语 言和用词上的差距，并注意在国际场合多用国际惯用语言，少用容易引起恐慌和误解的词语，就能逐步树立一个正面积极和负责的大国形象。
2．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容易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往往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是儒家文化，1949年到1978年毛时期中国又深受共产主义 文化的影响，1978年后中国迈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和了毛时代的文化遗产，再加上当代的现代化 和后现代化文化同时存在于中国，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行为和行动模式。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文化遗产和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大大不同，因此除了极 为了解中国的汉学家外，许多西方人描述现代中国和中国发展时，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中国，甚至是各种矛盾安然共存一体的国家。西方的记者常常用他们 的眼光和角度来描述中国的发展，常见的词句有：“毛和市场、党的官僚结构和活跃繁荣的经济体、共产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管理的模式令人不可思议地共存于一 个国家。”西方人一方面惊异中国飞跃发展，一方面又觉得中国继续保持传统的共产主义政治体制，这怎么可能？中国是怎么把这种他们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搭配在一 起的？大多数西方人是很难明白复杂的中国国情和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
这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由此产生的不同行为模式往往会引起意想不到的误解和误差，有时候会在无形中影响到中国正面国际形象的建立。更为可惜的是，有时 候中方人员出于对于外国人士的友善和好意所展示的行为模式被完全误解和歪曲。比如当某西方国家代表团饶有兴趣地参观一家中国幼儿园时，中方代表介绍幼儿园 周一到周五完全承担了照顾和教育孩子的任务，周末父母接孩子回家。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加上西方对中国固有的偏见，许多西方人会立即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 的，因为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又比如某西方旅游团参观国内某体育训练中心时，中方很想展示中国运动员刻苦勤奋的锻炼以及中国人 上进的民族精神，西方游客却特别关心体育训练中心的年幼运动员，并认为他们长时间离开父母、小小年纪就来参加艰苦的体育训练、过集体生活是违反基本人权 的。
又比如西方某电视台制作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节目，整个节目中总体上比较正面真实地展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巨大的进步，也揭示了中国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 但在最后结尾一段，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记者来到中国北方某省区的一个县城，那里由于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也由于当地人滥砍滥伐树木，沙漠吞噬了 许多地区，人类生存环境严重受到威胁。记者采访到当地一位著名的劳模，她数年前就决定带领一家人种树抗沙。多年来，这位女劳模坚持不懈，每年都要种上百棵 树，她的精神和举动奇迹般地感染了许多人，带动当地民众自发加入抗沙行列，许多年下来一片防护林产生了，沙漠的吞噬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本是一件很正 面、非常感人的事迹，但接下来的报道把整个事件的基调完全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位普通的女市民被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她所在的城市中某小学组织了一个活 动，许多学生站成数排，面对这位劳模唱赞歌。可以想见，这些都是事先排练好的，一个偏远地区的学校见到外国电视台来采访该是多么的兴奋，当然想把自己最好 的一面展示出来，把中国人的好客、友好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展示出来，因此采用了中国人面对上级领导视察时常用的方式：学生们戴着红领巾，穿着校服，整齐划 一地站成数排，面对着的劳模也戴着红领巾，表情激动地接受少先队员的献歌。少先队员齐声唱道：“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 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导人，引导我们前进的新一代，高举旗帜，走向未来。”这样的场景，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正常、甚至是感人的，但是在西方记者的 眼里，他们却看到他们希望看到和捕捉东西。也许该记者觉得该节目中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太多了，应当是展示“政治正确”的时候了，这个场景极大地满足了西方记 者和部分西方人的阴暗心理，在他们眼里，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整齐划一缺乏个性的学生、党的劳模、对领袖的颂歌、庄严肃穆的学校领导被拼凑在一起，充分展示 了中国依然是共产国家、极权国家和没有个体性的国家，从而到达丑化中国形象的客观效果，进一步满足某些西方人潜意识中的优越感。这样，中方的好意和热情被 西方记者滥用来达到特定的宣传目的。
大多数时候，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早上老年人练太极拳和气功，晚上扭秧歌，年轻人在网吧上网，少年追星、奇装异服，遍布全国各地旅游景区的 游客，中国人出国旅游，甚至是芙蓉姐姐现象等在西方人眼里都是中国很正面的发展，反映了中国越来越开放、自由，民众的行为模式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有个 性；反之，单位领导组织的集体活动、唱赞美领袖的颂歌、集体开大会、领导冗长的发言都容易在西方人眼里产生负面的中国观。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应当多让西方 记者自由真实地去采访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欢迎仪式和大合唱，少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有时候，一个小朋友天真浪漫的笑容、一个小家庭 在周末一起出游、一队年轻人在街道边上溜旱冰，一群老年人在广场上跳交际舞，更能真切自然地反映出中国开放和自由的崭新面貌。
3． 中国和西方由于参照点不同对许多议题产生的截然相反的看法
由于参照点的不同和角度的不同，中国人常常在某些议题上与西方人南辕北辙，形成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我们中国人觉得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饱受西 方列强侵略的受害国，西方人却认为中国是个进攻性很强的国家(主要是指毛时期中国打了一些大仗)。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西藏问题、抗美援朝和台湾问题等诸多议 题上观点完全相反，并都坚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互相无法说服，大有鸡同鸭讲的味道。
对于这样的议题，双方由于使用的参照坐标系不同，是很难有交集和共识的。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向前看，不要纠缠于历史，多展望未来。或者是尽量避开此类敏感话题，因为对这样的议题的讨论是不会有太大结果的。
II．笔者就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的一些具体建议
（1）．应当树立语言上与国际接轨的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求我们在经济上、体制上、法律上、价值观念上与国际接轨，也要求我们在语言上与国际社 会的普遍语言规范接轨。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通过了解国际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学者的集体研究，将中国国内常用的词语和政治术语与国际社会惯用的词语 和术语进行严格的定义和分类比较，从而划分出哪些国内常用的语言和术语明显的不符合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语言规范，哪些词语容易产生歧意和误解，哪些词语容易 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引起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放弃使用这些歧义词语，使用国际惯用语言，从而达到更好的运用国际标准化的术语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2）．应当通过专业人员的集体研究以后出版有关国际礼仪、国际惯例、国际常用语言、西方社会的禁忌和中国西方常见误解的标准化和权威性的知识手 册，而且应当专门针对外交人员、商业和经贸人员、出国旅游者和中国国内民众出版分门别类的知识手册，让中国各阶层民众广泛了解和熟悉国际规范和国际行为准 则。
（3）．对于长期出国人员应该针对性地设立国际社交礼仪和国际普遍准则的学习课程，通过学习和考核可以让中国越来越多的出国人员在出国前了解基本的国际文化知识和西方国家民众的行为模式。
（4）．国家应树立全面的形象公关意识。应当有一批熟悉西方事务和国际准则的国家形象策划人员和国家形象公关人员专门负责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国家应当通过国家形象公关人员制定阶段性的策略和目标以提高和增强中国的形象。
（5）．中国应当定期在西方各主要大国的主流刊物和媒体上刊登精致的广告和传达中国观点的文章，并且要肩负着让西方普通公众了解中国、消除误解的目 的。我们也应当严格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对其中国报道进行科学分析，比如分析媒体在传达什么样的中国观，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内是如何变 迁的，他们对中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经过认真分析后就一定能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中国国际现象的具体策略。
（6）．我国应当在考虑到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西方国家的不同文化和民族心理特点出版英、法、德、日、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不同语言 的介绍当代中国的书籍和小册子。书籍中的内容一定要避免中国国内政治宣传的那种枯燥和刻板的模式，应当用活泼生动的语言和形式客观公正地反映出当代中国经 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书中的词句争取要用各国文字精确地译成，并且要努力展示中国的开放、自信、社会 越来越自由，显示新一代的中国人越来越个性化和个体化的面貌，以及显示整个中国越来越与国际社会接轨。总之，这种对外宣传一定要体现国际性、普世性和有针 对性的特点。
（7）．虽然世界各地产生了“中国热”，但是西方大多数民众对中国还是相当缺乏了解的。要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世界性的体育盛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2008年的奥运会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公关机会，届时将有数以万计的各国运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各国游客来到北京，更有数以亿计的各国普通民众通过电视里观看 奥运会。北京将肩负着展示一个繁荣、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国的使命。如果北京民众向世界展示的是开放的、自由的、多元的、充满活力的和具有个性化的现代中国人 的形象，那么将大大有助于建立世界公众和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好感，增加中国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 力，应该被视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环节。我们应当树立奥运国际公关的意识，有意识地播放关于国际惯例和国际普遍文化规则的电视节目，通过大众传媒的大力 报道培育了解国际社会，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大众社会观念。
总之，改善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打造中国软实力的第一步。一个国际形象不佳、严重与国际规范脱节、不懂得使用国际规范语言的中国是刺激产生中国 威胁论的温床，那样的话中国的国际环境将日益恶化；相反一个懂得国际规范，了解国际文明基本准则和全面遵守国际规范的的中国将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 被世界各国尊重，消除和化解中国威胁论，并让许多国家觉得中国具有道德感召力和号召力，并具有世界级领袖的“魅力”。
当然，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不光是依靠形象策略和公关，更依赖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和人权制度建设不断的改善和进步，离开了这一条来谈打 造中国的软实力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那就成了“空中楼阁”般的奢谈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应当是制度建设为主，形象策略为辅，这才是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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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生。欢迎引用本文观点或将本文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姓名。）
中国崛起策五：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文章简介：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主要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以下观点：改善穷人福利，不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整个现代化大局的重要课题。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穷人的命运，将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繁荣，将让包括精英阶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获利。
当前，国内媒体对中国在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般认为我国目前处于一个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并存的时期：一 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另外一方面国内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同时也在增加，社会上存 在着相当大的不安的情绪。笔者在本文将尝试着分析中国目前某些社会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有：
（1）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均衡系数在1990年代迅速上升。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是国际上反映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 一般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属于正常范围，基尼系数越小，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平均程度就越高，譬如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基尼系数就在 0.2-0.3之间，是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在国民收入极端不平衡、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如巴西和南非，基尼系数一般超过0.5，某些国家甚至 超过了0.6。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后，该国的收入不平均程度就进入了公认的国际警戒线，社会不平等程度就有可能损害一个国家的社会 安定和经济发展，该国政府就应当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防止收入不平等的情况继续恶化。尽管不同学者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核算结果有所不同，但一般认 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或是0.46，中国已经成为收入高度不平均国家的行列。如果说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普遍尝到新政策的甜头，对改革开放 支持程度特别高的话，那么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就有很大不同了，一方面是中国的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许多普通民众从中国经济繁荣中获益不大， 相反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是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把目前一些关于改革开放路线的争论，特别是一些群体借机宣传恢复过去的体制，看作是重要的警讯。中国 的改革开放政策，只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否则不断会有某些论述群体借题发挥，鼓吹倒退，让大家思想上产生混乱。
（2）中国城市里在改革开放深化以来逐渐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由于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对不够完善，让许多在市 场经济竞争中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工伤事故、疾并失业和其它原因而被迫退出就业市场的民众生活日益艰难，相反成功参与和加入市场竞争中的群体和精英阶层的收入 却大大地增加。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自1993年以来开始着手建立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到去年为止，已有超过2400万的城市居民领取了社会救济金。但 是，当前的分配力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仍有很大不足，许多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就业的民众依然没有被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许多民众感 到被医疗和子女教育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又担心自己将来养老的问题。对于城市里的两极分化，也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问题，应当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 视，特别是要防止城市里新贫困阶层的产生，让城市的社会生态得到协调发展。
（3）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国内的经济学家胡鞍刚提出了“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说法，认为如同当前世界的总体格局一样，中国内部也 分化成了第一、二、三、四世界，其差距之大犹如在不同的国家一样。还有社会学家提出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形象生动的提法，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之 大犹如欧非两洲的差距。虽然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略微有些夸张，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当前的情况。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也是国家的重点经济建设工程，其目的在于 拉平不同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鸿沟，促进全国各地区稳定、协调和共同的发展。
（4）弱势群体问题。自从我国新的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关注弱势群体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无论是政府官员的工作报告、媒体报道、还是互联网络论坛上 都给予弱势群体问题以更大的关注。但是要看到，要解决我国弱势群体的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弱势群体只占本国人口 的一小部分，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弱势群体人口还相当庞大，除了城市内的新贫困群体和边缘群体以外，从广义上来说，中 国八亿农民，一亿五千万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都可以看作是弱势群体，如何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如何维护他们的权利和福 祉，如何将他们纳入中国现代化的大进程，都是未来国家政策的重点。当前来看，弱势群体虽然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人道关怀，但是还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去维 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弱势群体的权益还常常受到侵犯，这又常常演变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是我们不得不多加注意和重视的。
接下来笔者要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问题的成因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文革动乱中经济建设长期被忽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为纲的惨痛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我国政府对各级领导干部都采取了成绩型的考核方式，也就是以GDP的增长率，或者以吸引外资的数量来考核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人的成绩， 经济增长率和外资增长率成为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衡量指标。中国发展的模式很类似早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所采取的模式，国际间称之为“发展主义模 式”或是“GDP中心主义模式”，也就是各级政府动用一切资源，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的政策，运用一切手段促进GDP的增长。这是大多数东亚和东 南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重要国策，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和中国的和平崛 起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矗
当然，任何一种模式和政策都会有缺陷，这种“GDP中心主义模式”也不例外。虽然这种经济至上的发展政策在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 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时代起到了促进经济起飞的重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进入了更高阶段的今天，我们就有必要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全新的审视。具体说来， 经济中心主义的政策有以下的不足：
（1）经济中心主义关心的焦点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没有考虑到新增经济产值是如何在全社会进行分配的，也没有考虑到经济总量的增加是否让大多数社会 群体或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从中获得利益。也就是说，GDP蛋糕是做大了，但蛋糕是如何被分配的，却容易被忽视，只有当大多数社会群体能从做大的蛋糕 中分得自己应有的一块时，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才有可能。
（2）经济中心主义容易忽视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单纯的以GDP增长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方式容易造成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 和环境保护的忽视，导致一些短期短视的行为，譬如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促进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而有意识的降低社会成本和社会标准，从而损害了普通劳工的利 益；又比如为了吸引外资而主动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这样的社会成本往往要由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来承担；又比如为了拚比GDP增长 率，许多地区不顾对环境造成破坏而盲目地上项目和进行重复建设，大大恶化了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我们必须看到，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 纯的经济至上主义才是健康、长期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3）经济中心主义注重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容易忽视经济增长本身的质量。比如说中国在过去27年改革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同时我们不 得不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量”的增长，在“质”的方面我国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中下游，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 品、服装、玩具、鞋子，这些是我国产品中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而这主要依靠的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国际比较优势。而在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我们真 正掌握有核心技术的非常少，在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一般只是完成产品组装、包装的那一部分，而产品的核心技术被牢牢掌握在美、欧、日、韩、台、 新等国家和地区手中。如何在未来15到20年促进我国经济“质”的增长和飞跃，如何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 型产品过渡，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重要课题。
联系到本篇笔者要侧重谈到的问题，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需要我们进行模式创新。我们应该认识到，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单纯的 经济中心主义未必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国家必须注意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家应增强其税收汲取能力，特别是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加强社会再分 配；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进行倾向于弱势群体的再分配，应该是当前改革的重心。非常高兴地看到“胡温”新政以来我国对社会问题和可持续发展议题 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也很高兴看到国内学界对模式转换和模式创新的讨论，我想这会对未来中国稳定、健康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矗
二．关注弱势群体，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归跟结底是一个政治安排的问题和思想观念问题，而不是经济和财政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意愿 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穷国也可以在经济底子较雹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建立与本国生活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比如斯里兰卡、毛时代 的中国和古巴），特别是在毛时代的中国和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生产力还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建立了全面、综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当时共产主 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医疗系统、全民教育和全民社会福利以显示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有利于当时共产主义和资本 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完全束缚了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活力，东欧和苏联的集体计划经济实验彻底失败了。这里笔者只 是要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落后的国家一样可以建立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取决于一个国家主导的意思形态和政治意愿。当然建立了社会保障、 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未必就能实现现代化（如古巴和斯里兰卡），但是一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定离不开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资本主义最盛行的美国也建 立了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它如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都无例外地建立了健全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这里正反映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一个误区。本来在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等制度彻底失灵后，我国很自然的会偏向提高效率、建立现代化的生 产管理和引进市场机制，学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我们忽略了市场经济是和现代的社会保障机制、现代的法制国家和现代的公民 社会机制共存于一体、不可分割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也经历过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并经历过垄断资本主义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出于对 过去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出于战后大众对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强烈愿望，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结合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改良的思想，在战后许多西方国家如英国和瑞典，工 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长时间地执政，凯恩思主义更是大大地改良了资本主义制度。加强社会分配，增加社会福利，扩大大众消费不仅让资本主义更加人性化，更让资本 主义制度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改良和洗涤，让社会稳健的、长时间的发展成为可能。
我们在学习西方时，片面的受到了美国市场自由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忽略了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黄金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提高大众收入、 刺激大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而产生的。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主流论述是全面的市场化和私营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可以说强调的是人 的生产者的这方面，但却忽略了人作为消费者的这一方面。在提高生产力这一方面，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思想观念的巨 大变迁，吃大锅饭和铁饭碗早就成了过去时代的代名词，竞争和效率已经得到大多数民众观念上的认同，中国企业的效率、生产力和管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是 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另外一方面在把人作为消费者这方面，我国却经历了很大的曲折，特别是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的私有化是我国自改革以来走的最大的弯路，忽 视民众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忽视了通过社会投资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让弱势群体享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本来应当属于国家公共产品的教育和医疗私 有化，让民众的生活改善大大地受挫，让内需市场迟迟不能得到发育。因此，我们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当将社会主义的优势如加大社会分配力度， 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和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和市场调控结合起来，放弃“中国必须经历资本原始积累”和市场万能的错误思想，促进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某些流行思想应当在新时期得到以下的转变：
（1）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不光是道德上的问题（当然道德上我们完全应该关怀弱势群体，关心和改善他们的境况，这是一个现代 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更是关系到你、我、他，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重要问题。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通常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社会冲突剧烈、社会治安极度恶 化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是富人、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也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难有安全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国民收入极度不平等的拉丁美 州，特别是在巴西，也经历过1960-1970年代的短暂的经济奇迹，如今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也有许多繁华的街区、商厦和银行，可是离开这些繁 华的街区不远就是大面积的贫民窟，经济繁荣和赤裸裸的贫穷共存于一个大城市，其结果是这里是全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商业环境和外商投资都严重受到极度危 险的凶杀和抢劫的威胁。另外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也是犯罪天堂。为了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大环境，我们也应当更多的关心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 的利益。如果不想把中国变成下一个巴西和南非，我们今天就再也不能忽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2）我们应当把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和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社会分配制度与中国整个现代化的成功和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中国的未来既不应该取决于 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市场（见中国崛起策一），也不应该取决于任何一个外国市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国内的内需市常我们应当树立立足中国内需市场的意识， 在中国内需大市场中最重要的不是精英阶层，甚至也不是沿江沿海地区的富裕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将是城市普通大众、亿万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和弱势群体。只有 当这批数目庞大的潜在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提高了，中国现代化蓬勃的力量才会真正的彰现出来，中国才会真正形成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 济火车头。因此中国的长期繁荣、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局取决于中国的农民和广大的穷人，取决于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中国的富人和精英阶 层也将在中国弱势群体的崛起中获利，因为穷人生活的改善和购买力的提高才能让企业家的产品得到更好的销售，才会让中国的企业家立足庞大的内需市场，不用天 天担心打国际贸易战、人民币升值和美国的贸易压力。中国大众消费、特别是广大穷人消费的提高会带来中国经济长期的、迅猛的增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每 个人，包括你，我，他，都将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获利。如果我们将工作重点和思想重点真正转移到开发和培育国内内需市场上来，改善穷人的福利，那我们就掌 握了中国现代化的一把全新的金钥匙，这将让中国的长期发展受益无穷。
（3）我们应当转变思维：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要退回到旧有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去，更不是简单的施舍。事实上社会福利中的养老、工伤事故、医 疗和失业保险是一种雇主、雇员和国家三方承担责任的机制，国家承担的主要是建立制度并通过立法将社会保险推广到全国。国家当然要承担一部分财政转移支付的 责任，但是，我们在今天综合国力倍增、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完全有能力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也许从财政收入里只要 拨一小部分的金额进行社会投资和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但带来的将是人力资本和人力资产的长期培育，合格的和健全的生产者的培育，其后续效果和“加乘效用”将 远远超过本身投入的资金，将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作出最好的投资。今天每投入一亿，将来带来的附加效用可能是十亿和百亿甚至是更多。有句话说得好，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当千千万万穷人和穷人的小孩通过国家的社会政策改变了极度贫穷的命运后，通过国家公共教育制度一步一步加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后，其带来的推动 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消费力将是无比巨大和持久的。今天的国家社会投资和社会政策就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和长期繁荣而投资，既是为穷人和弱势群体而投资，事实 上也是为我们每个人而投资。相反，今天我们有钱，却不肯投资社会福利、穷人福利，那么当未来的一段时期社会矛盾彻底激化后，我们就会经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 社会冲突带来的损失。想想看去年法国的社会骚乱事件吧，平时政府不注意建立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去让外国人融入法国社会，等到民意沸腾、矛盾激化后，国家遭 受了严重的损失，法国政府才后悔不及，觉得应该早点重视这些社会问题。平时要防微杜渐，常常有危机感，增加公共投入，关心弱势群体，才会防患于未然。
中国今天真正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继续深化改革，往前进，不是往后退，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穷人的福利，应该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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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生。欢迎引用本文观点或将本文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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